《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的神话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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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生活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他感受到了一战以后西方社会不断加深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他把调整人类的两性关系作为自己艺术追求的主旨，因对性进行大胆直白的描述，使其作品在国内外一度遭禁。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劳伦斯作品的解禁，对劳伦斯作品的研究逐渐升温且研究视角非常广泛，如劳伦斯与《圣经》，劳伦斯与女权主义，不少学者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其作品展开了研究。其实劳伦斯的作品中蕴含了大量人类学、神话学的材料和典故，涉及了许多原始思维、信仰和仪式。他曾长期研究过泰勒、弗雷泽、哈里森和默里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深受其影响，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基思・萨加（Keith sagar）指出的，劳伦斯的后期作品进一步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神话和寓言”。关于劳伦斯的原始主义倾向，国内学者近年来在其论著中有所述评。李维屏指出：“劳伦斯的创作视野充分体现了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在《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劳伦斯就再一次表现了神话、仪式这个原始主题。

小说中艾格伯特和温妮弗莱德充满激情、田园牧歌似的婚姻逐渐转化为一场野蛮的争斗，并且在战争时达到顶点。艾格伯特的死是劳伦斯版的驱逐替罪羊仪式。在小说一开始，劳伦斯就不为余力地强调故事发生场景和人物的原始特性。克罗克汉，这对新婚夫妇定居的地方，是“旧英国自由民盖的”并且“仍象撒克逊人初来此地时那么古朴、粗犷”。而这对新婚夫妇，也同样反应出一种过去感：“她好象是英格兰人的后裔，脸色红润、身体健壮，沉静中带着某种被压抑的残酷、激情和粗犷。他呢，高大，欣长、灵活、步态轻快走起路来就象射手一样优美。……他皮肤白皙，金黄的头发开始变得油黑，鼻梁微微隆起，这说明他是一个老式农村家族的后代。”而且，艾格伯特“喜爱古老的民间音乐，收集民歌和民间舞蹈资料，研究莫利斯舞和古老的风俗民情”。

这种与过去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人物的外形、兴趣上，而且也体现在艾格伯特和温妮弗莱德婚姻行为上。尽管欲望是他们自己的，但是他们的外部环境却使欲望加强了：“在那座被无数逝去的人欲所蔓绕着的古老村舍里，他们俩心中的火焰燃烧着。你在这座黑暗的屋子里呆不上一会儿，就会感到这种欲望向你袭来。过去自由民们热血中的欲望就在这儿，在那座小屋子里一代接一代地滋生和繁殖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夫妻的婚姻和不仅融合了现代人和中世纪的自由民，而且还暗示他们所处环境的真正的原始特性。

然而，劳伦斯写的是一个讽刺野蛮行为和表达绝望痛苦心情的故事，因此，他的焦点不在快乐的庆祝新生，而在主人翁艾格伯特的被驱逐和死亡上。在他们充满狂喜的仪式中，作者闯入的一句嘲弄性的祈祷――哦，也许这些永远不会终结，这股激情，这桩婚姻――和后面发生的事形成了鲜明的讽刺。他们的婚姻将肯定会结束，原因不仅仅是艾格伯特和温妮弗莱德之间互不相容的个性，还因为他们在无意识地模仿丰产神仪式，而丰产神总是遭受循环的抛弃和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艾格伯特和温妮弗莱德的紧张关系和逐渐疏远并不是因为艾格伯特懒散且浅薄涉猎一些事情而温妮弗莱德却对责任和义务充满激情，也不是因为他习惯于靠岳父养活。这些至多是促成因素。他们疏远和不和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世界构成发生了变化，其中关键是的是他们成为父母。这是与过去的世界、生活分离的开始。温妮弗莱德在孩子身上发现“一个新的兴趣中心点”。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她开始厌恶和鄙视肉体的爱，当她在扮演尽职尽心的母亲这个角色时，肉体的爱对她来说已经是次要的了。为了给这种态度提供一个理由，她转向钱的问题以及他谋生方面的失败。

故事中温妮弗莱德丈夫和她父亲二者间的形成了对比。前者基本的愿望是“独善其身，洁身自好，不损人，我行我素。”而后者却怀着“一种镂骨铭心的信念”投入到生存的斗争中。他的信念“如同某种长生不死的树汁一样，虽是是盲目的，却入木三分，在成长中勃发。”“清心欲寡、融融自乐”的丈夫向如同耐寒植物一样吃苦耐劳的父亲屈服，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缺少父亲的“权力意志”。对温妮弗莱德来说，基本的家庭单位是由父母，她自己和孩子组成的，在这个家庭单位中她发现了生活的核心，“人类的三角”。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父亲已经保持了“某种原始的方法一古老、几乎是魔术般的为父的尊严，统治着孩子们的灵魂。……这种父权拥有决定儿女们生死的威严。”唯一能够取代父亲的是找一个具有更大男性权威的丈夫。这里劳伦斯讽刺性的插入了那条神话规则，即要求年轻的统治者或神接任年老的。既然艾格伯特不拥有这种权力，那他就放弃了自己接任的可能并且成为一个与他岳父的对立的人物。在两个男人争取父亲角色的斗争中，分离仪式逐渐形成。这个仪式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温妮弗莱德在性事上的越来越冷淡；二是艾格伯特否认她的家长权威和摈弃自己的责任。当然从旧生活分离只是通过仪式中的第一阶段。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生活与新生活间的过渡阶段。在小说中这反映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摔倒在艾格伯特丢在草地里的镰刀上导致腿变跛的事件上。因为这个事件，夫妻二人间的对立变得越来越明显。温妮弗莱德对职责和权威充满激情而艾格伯特却摈弃自己的责任和权力。最后夫妻二人完全的分离，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他们二人都朝着新的截然不同的生活前进。作为肉体、情感、精神上的过渡，这个时期“真是既晦气又让人痛苦的日子”。然而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作为他们从结婚到分开的过渡仪式。故事开始艾格伯特就被认定是性能力强大的代表和崇拜者，只要能展示他繁殖力，他就可以像原始神王一样继续统治下去。但温妮弗莱德否认他的这种能力，使得他把自己蓬勃的生命紧紧锁住，由此也使他实质上等同于性无能。艾格伯特和神王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通过牺牲第一个孩子，男人可以继续过他的以前的生活，保留王位和妻子，延长统治和婚姻。显然，这样的仪式不可能由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员来故意实施，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可怕的邪恶行为。但一个人不断地受到原始和野蛮的冲击，他的潜意识里是很可能有这种欲望的。《金枝》告诉我们，在遭受极大灾难的时候，通常都会牺牲第一个孩子。对于艾格伯特来说，没有比失去温妮弗莱德更大的灾难，因为是通过温妮弗莱德他的繁殖力得到释放。通过间接尝试牺牲孩子，艾格伯特寻求能重获新生以赎罪，并且表明他像温妮弗莱德的父亲一样“已经让那古老的父权之火燃烧着，这种父权甚至可以把儿女祭献给上帝，就象以撒做过的那样。”砍伤腿的武器是镰刀则进一步表明艾格伯特用孩子作为自己的替代者。在收获仪式中，镰刀是用于牺牲繁育增产神的工具。有一个事实使艾格伯特的意图更明显：根据《金枝》，“有时候人们把谷精看作一个孩子，镰刀割下去，把他和母亲分开了。”

死亡通过孩子的牺牲带出，但孩子并没有死，所以这次牺牲是不完全的，父亲也就不能是他们的婚姻恢复到神圣的状态。紧接着这个事实的是最终的仪式：艾格伯特成了这个事件的替罪羊。随着艾格伯特得到的这个角色，故事也发展到了“通过仪式”的最后阶段。经历过渡时期后，温妮弗莱德开始专注于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孩子的受伤使得她对艾格伯特上的依恋完全结束。她投入到了天主教的麾下，灵魂属于教堂，在那她找到了与艾格伯特一在起时那种充满激情、欲望生活的替代品。

当温妮弗莱德变了纯粹的“悲伤的母亲”，他发现她的心对他紧锁着，“就像一座坟墓，……他那大丈夫气和为父尊严的坟墓”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预示他命运的形象。像原始社会中的替罪羊一样，艾格伯特发现自己被永远关闭在他熟知的那个群体之外，逼迫他“转身过去”，“心不在焉地到处”游荡，“没一个真正的家”。；在她这个基督教徒眼中，艾格伯特就是“贝尔和阿斯塔罗斯，”一个“她看到就会受到诅咒”的“柔韧、活生生的幽灵。”

温妮弗莱德觉得艾格伯特就如同神一样，而对他自己来说，他就是牺牲的对象。因此，公地上一小块正变得粉红的荆豆他觉得“真像祭典时喷洒的鲜血。”血祭替罪羊的机会是战争提供的。在妻子和岳父的赞同下，艾格伯特参军了，随着他应征入伍，各种与替罪羊有关的仪式也开始执行。社会等级的典型逆转反映在艾格伯特的意识上，他觉得参军意味着“他要把自己置身于比自己低劣的力量的统治下，……他要服从于他人。”同样的，温妮弗莱德“欣然为当兵的而不是为男人献身”则表明替罪羊被准许和一位通常禁止的女性。最后，艾格伯特死之前受两次伤则近似于替罪羊在处死之后被殴打和受伤的风俗。通过这些仪式，他确认自己的角色，现在他不仅仅是被自己的家庭驱逐，而且“他似乎早已离开了生活，超越了苍白的人生。”从这些仪式中艾格伯特感觉自己在参与一次无法逃脱的经历，这种感觉一直支持他，并且使他能够坚持到替罪羊仪式的结束。

《英格兰，我英格兰》写成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男主人公艾格伯特出于对生的厌倦，终于走上沙场。但作者在创作手法上偏重象征，通过对景物、人物行为的描写和对氛围的渲染，体现了原始主义旨趣。艾格伯特更是演绎了一场替罪羊被驱逐直至死亡的神话仪式。

参考文献：

[1]毕冰宾.死的诱惑与局外人的象征-读《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名作欣赏，1986（5）：112-113

[2]胡亚敏.二十世纪的神话仪式-读劳伦斯的《太阳》.外国文学评论，1999（3）：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