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春壶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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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现代快报》一篇题为《考古专家：根本没有供春壶》的文章引起了紫砂业界对紫砂壶起源问题的关注。而《中新江苏网》一篇关于南京博物院经过3年考证，确认中国最早的紫砂壶就是吴经太监亩出土的一把提梁壶的文章，更是把有关紫砂壶起源问题的争议推向了高峰。

供春壶是子虚乌有的传说?

供春是否确有其人?

有关供春壶的争议在紫砂界和众多壶友当中持续升温，至今依旧没有定论。著名的紫砂文化研究学者韩其楼先生以其多年考证出的丰富资料，对供春壶是否存在和供春壶的考辨作出了可靠的判断。

虽然我们还不能以韩先生的说法为供春壶是否存在盖棺论定，但以此抛砖引玉，欢迎广大壶友茶人各抒己见。

从明・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以来，一直把金沙寺僧和供春两人尊为紫砂茶壶的艺术大师，尤以供春最为后人关注，是他把紫砂茶壶从一般粗糙的手工业品推进为工艺美术的创作。

据《宜兴县志》、《阳羡茗壶赋》等史料记载，供春的身份已经被世人所接受。他在伺候主人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技艺很好却不外传。于是，供春就偷偷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并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用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按平胎面，捏炼成形。因此，茶壶烧成后，表面上就有“指螺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在当时已负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有“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但尤以“树瘿壶”为世人所宝重。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爱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他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储氏壶

1928年的一天，曾经主持开发宜兴善卷、张公两洞的储南强先生在苏州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把紫砂壶，造型非常古怪。摆摊的主人把它当作破铜烂铁，毫不在乎地摆在一边，储先生见了好奇地拿起一瞧，壶把下的款式赫然是“供春”二字，壶盖是由后来的制陶名手黄玉麟配制的。一向重视故乡文物的储先生心中明白，早期制壶并没有在壶底刻年号或印章的习惯，一般都只是用尖竹片戳刻制壶者姓名于壶柄。直到明朝时大彬，才开始将姓名刻在壶底，但仍不用印章，不记年号。这一发现让储先生大为惊喜，立即不露声色地花一块银元买了回来。

储先生为了考证这把突然发现的供春壶的来历，鉴定它的真伪，花了很大一番工夫。他亲自再去苏州，找到摆摊的主人调查盘问。摊主说是从绍兴傅叔和家里流传出来的。储先生又赶到绍兴，进一步向傅家了解，知道在傅家收藏之前，曾经是西蠡费氏所有。再写信请问费氏，费氏又说在他之前一度是吴大徵收藏的。当初，吴大徵得到供春壶时，已无壶盖，于是请制壶名手黄玉麟重配了一只呈北瓜蒂状的壶盖。而吴之前是另一收藏家沈钧和，沈之前出于何人便已不可考。这把残壶的来历竟是如此曲折，而储先生的考证毅力也确实惊人。最后，储先生为这个珍宝做了几万字的考证文章，证实这把茶壶确为供春的原作。并非“假虎丘”。

有一次，著名画家黄宾虹看到了这把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提出了一点意见，他认为供春壶壶身既然以银杏树树瘿为蓝本，那么黄玉麟配制的壶盖也应该是树瘿的形式，然而黄玉麟却配上了北瓜的蒂柄。储先生也认为有理，于是就请现代制壶名手裴石民重做一个树瘿的壶盖，并在壶盖口外刻上两行隶书铭文，凡四十五字，文曰：“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所谓“稚君”是宜兴的金石书法家潘稚亮；“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是指当时英国皇家博物馆派人来商量，希望储先生出让供春壶，代价是两万美元。储先生因为这是国宝，又是故乡文物，没有答应。

1949年之后，储先生把一生所有集藏全部献给了国家。这把惟一的供春壶是所献的重点文物之一。1953年收藏在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时，徐悲鸿在北京曾托宜兴任敷孟专程去苏州为其拍摄供春壶照片。后来，供春壶又由苏南文管会移交给南京博物院，并请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名手依原形仿制若干把，以广为流传。现在，这把供春壶原作收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供大众观赏。

争议

由于有了这么多名人的参与，且被收藏进博物馆，当时没有人再怀疑供春壶的真伪，有关供春壶的话题似乎就此可以定论了。时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宜兴紫砂实践和理论水平的共同提高，关于这把被认为供春原作的树瘿壶又开始有了一些争议之声。

首先是《阳羡砂壶图考》关于树瘿壶的三条评述。

一、据宜兴储南强所藏失盖供春壶，供春二字作铁线小篆，镌内壶身，余不可考。

二、宜兴储简翁藏供春树瘿壶失盖，全身作老松皮状，凸凹不平，錾类松根，旧存沈树_韵次家，继归吴意斋(即吴大徵)，后归费年慈屺怀转傅氏，再归储氏，吴谡所仿者俱此式。

三、供春壶已经万历时大彬仿制，辨别殊难，唯同光间吴清卿仿制者为时未久，审辨则易，然以龚壶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

这三条评述，对树瘿壶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吴大徵是清末的古玩收藏家，也是紫砂壶爱好者，曾让壶艺名手黄玉麟仿制过茗壶，前后共8个月。《砂壶图考》说：“吴客斋仿者俱此式”，又说：“然以龚壶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这些都暗示了储氏的树瘿壶出于吴客斋后人的仿制。

在紫砂艺人中间对树瘿壶的鉴赏也有异议，因为此壶的制作技法和制作所使用的工具，以及泥巴等等都显示出近代风味，特别是壶口部分，艺术表现，酷似玉麟手法。总之，关于供春树瘿壶的鉴别，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41年前，当时已是80岁高龄的储南强先生在上海看到了一把施镇昌所藏的供春树瘿壶，经过储先生往返多次观察、赏析，他认为施壶才是真正的吴大徵所藏之失盖供春树瘿壶。

施氏壶

施镇昌(1905－1978年)生前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组工作，1941年施在上海“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该店主人胡志昂称，此壶是不久前从苏州收购到的。此壶现由施家属保存着，有不少材料说明，施壶就是前吴大徵所藏的孤传失盖供春树瘿壶，其依据主要有：

一、施壶完全符合古籍中关于供春壶特征的记载。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颐山读书金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陶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 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则矣。”又《骨董琐记》说：“砂壶始于金沙僧，团紫泥作壶，具以指螺纹为标识。供春见之，遂习其技，成名工，以指螺纹为标识。”《阳羡茗陶录》也有相似的记载。但《阳羡砂壶图考》说：“金沙寺僧以指螺纹为标识，供春习其技，成名工，以无指螺纹为标识。”一反前说，并以储南强的壶为依据，称供春壶的特征是“以无指螺纹为标识”。由此可见，怎样鉴别供春壶的真伪，也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

清・吴骞《阳羡茗陶录》说：“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彬初年，皆细土淡墨色。”又文震亨《长物志》说：“供春壶‘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施壶的壶身幽暗呈栗色，薄胎细腻，质地坚实，系用浅墨色细土精心制作。壶身比一般紫砂壶大，古朴端庄，优美雅致，并饶有野趣。壶内周围指螺纹密布，隐现可辨，外面亦有指螺纹。壶腹两面的下半部都有一块地方凹进去。显然是用手指屡按坯胎之痕迹。这些都与上述古籍记载相符。

二、施壶与前吴大徵所藏供春树瘿壶的特征完全一致。施壶的壶身外面凸凹不平，状如老松皮或树瘿，木理皱纹，苍古逼真。壶錾状如松枝，錾后刻有铁线小篆“供春”二字，笔力道劲，勾画清楚。《阳羡茗壶系》说是吴颐山代为署款的。壶盖作瓜形，工艺精，造型美，盖内刻有篆书“玉麟”两字方章。从壶盖和壶身接合处可看出，此壶盖显然不是原配或配制的，而是从另一把瓜形壶移配于壶身的。壶身上方的口子是椭圆形，壶盖底下的子口边沿是不规则形，二者显然不相称，壶盖和壶身上的纹路也截然不同。再从壶盖内几处旧伤口看，此盖似有百年以上历史，这一切特征与前吴大徵所藏之供春树瘿壶特点完全一致。

三、解放前，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施壶是真供春壶。1941年施镇昌购得此壶后，当时上海著名的古玩商洪玉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家叶恭绰、金石家邓散木等都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真正的供春壶。当时在上海就有几把吴大徵仿制的供春壶，即龚心钊、袁体明、宣古愚、吴湖帆各藏一把，其中龚的一把最佳。洪玉林等都见过这些壶，他们是经过比较才对施壶下结论的。施也拿自己的壶与龚的壶作过比较，无论年份或工艺水平。旋壶都远超过龚壶。叶恭绰、邓散木分别为施壶的紫檀木匣书写和镜刻了题词，叶还为此壶写了《题供春壶》诗一首赠施镇昌。

四、储南强肯定施壶是真的传世供春壶。1955年，80岁高龄的储南强先生由洪玉林的学生倪根泉介绍和陪同，专程从宜兴到上海拜访施镇昌。要求看供春壶。储老见施壶后尤其欣赏壶身上刻的篆书“供春”二字。从此储与施结为好友，经常互通书信。在与施的谈话和书信中，储老均一再肯定施壶是真供春壶。储老应施的要求，写信介绍施去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参观他捐献的供春壶。并要施务必把参观后的感想告诉他。施参观后作诗一首寄储，讽喻该壶是赝品。储老不久回信，表示对施的诗“讽咏佩佩”，并随信寄去清人张叔未的“清仪阁杂咏”抄件数页。储老在张的诗句“供春无字留人间，鼻祖今传时少山”旁边画圈，并在上端写了批语：“岂知我公竟得供春壶，叔未有知，必羡煞羡煞。”据施家后人说，此件尚存施家。

五、施壶与储壶的比较及鉴别。施镇昌的家属按照施的遗愿，准备在真伪供春壶一案弄清后，把自己的壶捐献给国家收藏，使这件珍贵文物得以永远保存，而不致毁于后代之手。因此，1980年施家将壶送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研究鉴别。经与该馆收藏的储南强捐献之壶相比，施壶较大，储壶显得矮小；施壶的造型和工艺水平均高于储壶。前者的年份也超过后者。两把壶的后均刻有篆书“供春”二字，但施壶上的字勾画清楚，鲜明易辨，储壶上的字模糊难认。施壶的壶盖作瓜形，盖内刻有篆书“玉麟”方章。储壶的壶盖是椭圆形的，壶蓝止口上刻有重为制盖者石民及题记者稚君等铭文。玉麟壶盖的造型和制作水平均优于石民所制壶蓝。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的范世民、石志廉先生，将两把壶一起提请北京、上海部分文物工作者做进一步研究鉴别。一般都认为，储壶靠不住，施壶比较好。但也有认为两把壶都不是明代的，从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6年)到民国初年(1912年)说法不一。范、石两位先生说，现今懂得旧紫砂壶的人极少，又未找到其他仿制供春壶可供比较，故对施壶的真伪尚无法判断，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197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办规模空前的“宜兴陶瓷展览”时，宜兴陶瓷公司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一些行家见到了施壶。据称，宜兴紫砂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先生曾经见过储南强捐献的供春壶，认为从工艺和技术角度看，该壶不可能是明代作品，而是近代或现代作品。

编者按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紫砂壶的历史源流还是比较清晰的。供眷壶的问题是传世稀少且仿制太多。宜兴蜀山紫砂考古发掘的意义与价值，当如考古者表述的那样，在于研究宜兴紫砂的演变流程和分期断代，改变紫砂鉴定全凭经验而没有考古学标尺的现状，这对于建立紫砂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但发掘的结果显然也不能成为供春壶不曾存世的证据。法门寺秘色瓷的出世经历，已经向人们揭示了陶瓷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的一种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因为一直找不到实物而怀疑历史文献申多次提及的秘色瓷的存在。法门寺地宫与物账相应的秘色瓷的出土，瞬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这个经验来看，以目前阶段性考古发掘而得出的结论，显然为时太早。

而且今天，我们考证供春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即探讨紫砂壶从日用品走向赏、用兼具工艺品的起始、发展之路。在供春壶之前，制壶工匠们制作的紫砂壶，仅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皿。是供春，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态形象浓缩、提炼，应用到紫砂壶的造型设计中，首开了紫砂壶集日用功能和艺术欣赏价值于一体的先河。他把紫砂壶从日用陶的范畴带出，成为辨别“单纯日用”和“赏用皆宜”的一道分水岭。自供春后，仿自然形态的各种花塑器、筋瓤器造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繁衍，经明清两代和民国、现代、当代无数名工巧匠艺人创作、发挥。

供春壶给当代工艺师带来的是将自然、生活提炼成为艺术，并应用到创作之中的启示。供春的创新精神与供春壶的艺术魅力，似一股强大的动力，将激励着更多的紫砂艺人不断创新、不断探求紫砂壶艺术的真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