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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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文学创作得到了世界文坛的认可，也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寻觅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的文学创作来源于自己多年的农村生活，在莫言创造的文学世界中，对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涌动着永恒的爱与恨。

一、莫言的故乡情结

2012年10月11日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学永远铭记的日子，首位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根据瑞典文学院的新闻，我们了解到莫言“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同时，在莫言的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由此可见，对于民间文化的吸收和民间故事的借鉴为莫言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莫言本人对于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现得较为平静，这从他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中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从山东高密东北乡走出的世界级作家，莫言对于自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保持着高度的谨慎，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他所讲的故事正是那些发生在他自己、亲人、乡亲们身上真实的故事，是对于乡土生活的真实描写。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乡土小说是莫言文学创作中最有分量的部分。“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或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对于这一点，我们能够在莫言创作的多部小说中感受到农村生活带给他的巨大影响。在《红高粱》中，开篇就是对一大片高粱地的描写，这正是莫言家乡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莫言时刻将自己对于家乡的那份乡愁记载在心中。德国作家措特勒曾将作家对于故乡的那份感情分为“呼吸故乡”和“头脑故乡”，丁凡先生将其阐发出新的理解：“我以为所谓‘呼吸故乡’应该就指‘生存故乡’，也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故乡；而‘头脑故乡’，我以为就是指‘梦幻故乡’、‘精神故乡’，这就是作家头脑中，具体说是创作思维中的故乡，它是作家主体活动中的梦幻般的世界。”因此，《红高粱》中的高粱地便是莫言的“生存故乡”，而《丰乳肥臀》《檀香刑》中的世界就是莫言的“精神故乡”了。对于莫言来说，那些时刻萦绕于心中并且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深层的、隐秘的文化心理底蕴是什么呢？这样的审美诉求又最终凝定为怎样的文学表现方式呢？

笔者认为，对故乡的回归不仅是肉体的回归，那仅仅是形而下的层面。莫言所要实现的不仅是在空间距离上靠近自己的故乡，更是要在精神上实现与故乡的回归。为此，莫言将自己对故乡的眷念凝定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如《红高粱》中“我爹这个土匪种”展现的豪放，或《丰乳肥臀》中对母亲的祭奠。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下，莫言以乡土小说的形式为自己找寻到了心灵世界的回归。

二、莫言乡土小说的“精神故乡”

在莫言的笔下，处处生长着高粱的家乡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但是却极为的美丽。那里有洒遍山间的高粱酒，有质朴的罗汉大叔，还有所有凝聚着莫言家乡记忆的事物……另外，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体会到淳朴的民风、曾经的快乐……总之，故乡生活的一切和故乡所有的景象，这些在莫言看来都是充满着感情的审美对象，都凝结成为特殊的精神氛围。

对于所有从贫瘠的家乡走出来的现代人而言，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割舍的记忆。在莫言乡土小说中永远存在着一个悖论：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不同于其他乡土小说对故乡的描绘，莫言没有极尽笔墨地去展示家乡的美丽，而是在刻画人性的另一面。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无法规避的正是身处异乡的莫言故乡意识的杂糅，在生活的漂泊中，试图回归故乡的意识相伴而行。或是由于时空的远隔，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慕贯穿于莫言乡土小说的全部。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讲故事的人》）

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莫言坦言家乡是“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这句话说出了所有离开家乡人的心声。家乡的贫困、落后、闭塞促使一代又一代人离开了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作者离开了那“蓝天白云”“鬼怪妖狐”的农村，进入了城市文明生活中。当幼小的心灵突然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恐惧、不适、挣扎的心理印痕便留在了人的大脑中，一旦触动了这一记忆机制，思乡之情便会滚滚而来。

因此，莫言才会那样盼望回到自己的故乡，这里承载着他童年所有的记忆。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说：“完整的童年经验并不仅仅是指原来的童年生活记录，它还包括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固然，城市中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但同时也出现了自然环境被破坏、人际关系恶化的现象。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势力、自私，生命在卑怯、苟且中消解而失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坚韧、执著豁达。当现实的刺激异常强大，以至强大到必须胀破原来的心理图式，即作家童年时期对城市的恐惧与排斥、对故乡的眷恋不已的心理机制时，这种企慕心境便愈发浓重。最终凝定为作者笔下的乡土小说。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莫言的文学创作是从他对自己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回忆中汲取营养的。这里不仅有他童年的快乐，也有生活的艰辛。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莫言无法忘却的，也是他取之不竭的文学宝库。他对于人类既往生活的重视并非是一种创新，也不是纯粹地借鉴“魔幻现实主义”。他是要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寻找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回归的精神家园，也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精神故乡”。在这里，他不仅可以找到自己儿时生活的碎片，也能慰藉自己多年来对母亲的愧疚。因此，我们在《红高粱》中似乎可以找到童年的“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又能看到莫言“母亲”的形象，在《蛙》中又能看到一位姑姑的身影。这样的描写都是莫言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于既往岁月的最佳肯定。对于生活在钢筋森林的现代都市人而言，这或许正是莫言小说最大的魅力所在。

三、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机制

莫言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正是一个中国社会迅速变革的历史阶段，新旧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断冲突、交织。关于新旧文化的对抗，这本是莫言所处时代的大背景，也映照着中国人的心灵史。众所周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艺理论，都是结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特殊的时代带给莫言独特的思考，他对故乡的眷念正是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也暗含了莫言本人对于现代文明谨慎处之的基本态度。诚如弗・詹姆逊所说：“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在对比中，我们认识到了不同文明体系的差异，也深刻理解了某一文化类型的自我特征。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讲故事的人》）

在莫言的乡土世界中，离开了家乡的自己和所有漂泊的游子一样对家乡有着永远的眷念。留在家乡生活的人们，虽然物质贫乏，却享受着精神世界的愉悦。所有的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生活，守望着美好的未来。在故事的内核中，所凝聚的正是莫言对当下社会不断演进的独到而敏锐的观察。这种思考所代表的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取向。

但是，在文化层面上，故乡却也逐渐脱去了“田园牧歌”的和谐之美，更多的是一种愚昧与落后，如莫言对于种种酷刑的展示、对于人性丑恶的描写。这样，作者就不得不在审美的氛围中歌唱旧梦的同时，又无情地从文化意义上剖析故乡了。正是在这个价值层面上，笔者认为莫言的乡土小说不再是纯粹的地域上的故乡，而是精神上、文化上的故乡了。

四、结语

当现在的读者去阅读莫言的作品时，他的身上多了一个特殊的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是世界文学对莫言的肯定，也是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多年来发展的首肯。关于中国作家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芬克斯之谜”终于在莫言的身上找到了答案，我们或许不应更多地感到庆幸。对于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而言，这样的荣誉或许来的太晚了一点。但它毕竟是来了，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感到高兴，这至少说明世界主流文学开始关注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