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做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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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美人在《做头》里，演绎着日渐迟暮的自己，把寂寞而美好的身影印在了风情摇曳的淮海路、愚园路；陈逸飞的遗作《理发师》，剃去了三干烦恼丝，却牵扯出一幕幕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悲辛。程乃珊有句话说，“向来讲究仪表的上海女人，都有其固定的相熟的理发师，然后会始终忠诚不变地追随他。女人与相熟的理发师的“缘”，不止是一辈子，有可能，会是几辈子。”一一比如母女两代，甚至祖孙三代。
上海人说，噱头噱头，噱就噱在头上。所以，时髦女子对于头发是向来不会懈怠的。上海女人要漂亮，不在天生，全靠心思。她们的平凡是留给自己看的，出门一定要有腔势，要炫，要美，人家看着舒服，自己也惬意。上海女人正是一种精致的生活态度的象征。
做头发，对于上海女人，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正如作家刘心武所说：这关乎到她们的身份、她们的尊严、她们昔日的荣耀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极致的情况下，甚至关乎到她们的生死存亡。
上海做头的演变
民国初年
女子多半都梳发髻，变化也在发髻上体现，什么横S竖S。虽然也有很多种“髻”法，但是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有意思的是，标新立异的发型改良，最早源于青楼女子。她们的创意是，除了脑后梳髻之外，还在额前多留了一绺头发，称之为前留海。这前留海也有桃子式、一刀平等多种变化。
20年代
到了20年代中期，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女子们也学男人的样子开始剪短发了。那时候，短发成了知识、进步的象征。
30年代以后
好莱坞的电影刮来了旋风，美丽的电影明星，不仅展示了迷人的西服洋装，那一头飘逸的卷发更是让上海小姐神往不已。当然，马上学习是毋庸质疑的。在还没有电烫的时候，上海小姐们烫发的工具是火钳。把火钳放在火里烧烫，再在头发上夹出一卷一卷的波浪。这种做法很多年以后又被爱美的上海女性拿来尝试，但在40年代电烫出现之后便无人问津了。电烫给上海小姐的发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头发的款式由此变得非常的丰富。大波浪、油条卷、反翘式，花样繁多，千姿百态。直到解放后，我们还可以在人民理发店里看到妇女们做起十来年前就已经流行的发式时，依然充满了欣赏。看看这些老月份牌，中国的美女几乎都拥有外国美女的卷发，可见烫发在当时是多么的盛行。
有需要就有市场，大概也就是从30年代开始，上海滩上一批高级理发店应运而生。“南京”“红玫瑰”“华安”生意兴隆，红红火火。
50年代
成年女子的发型是“中波浪”的简化，长及肩头。去烫头发的人逐年减少，最终烫发绝迹。所以，头发不再有波浪，但依然在两耳处用发夹往后夹，头顶也多采取三七分路。年轻时髦一点的，则剪齐耳的短发，但用电吹风吹出一丝不苟的夸张的蓬松感，额前有向一侧倾斜的刘海。
年轻女孩则大都梳辫子，在发梢处扎一个小巧的蝴蝶结，有时是用彩色绒线，年龄小又夸张一点的，则用彩色丝带，后来又有透明的彩色塑料绳。剪短发的女孩子不多。
70年代
70年代，流行柯湘式。柯湘是样板戏《杜鹃山》的女主角，当年风靡一时。她的发型，有点类似这几年风行、由沙宣在60年代创立的层次修剪的直发式，长度在耳朵以下、肩膀以上；头顶二八分路，不作其他任何修饰，用电吹风吹出自然的蓬松感，头发垂直地挂下来。因为太相似了，我有时会怀疑，是否当年在给柯湘造型的时候，是参考了沙宣的创意，毕竟六七十年代的嬉皮风潮影响巨大。
80年代
女权运动的兴起深刻影响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女性更有意识地借助外在形象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烫发达到高峰，无论头发长短。
90年代
慧芳头，发梢向外翻翘式的大流行蔚为壮观。
2000年
多元化的年代里美发时尚不再为某一种潮流所主宰，以往每个年代曾经流行过的元素，经过富有创意的排列组合，都在这个年代以新的姿态重新上演。挑染技术和定型技术的日益成熟又带来前所未有的美发新乐趣。
2003年
波西米亚这个词风靡全球，征服了东西方女性。顺滑、光泽的头发精心制作后呈现蓬松的造型和自然的波浪卷发。使用定型水或定型喷雾固定发型，提升头发的光泽度，呈现出简单完美的自然卷发。
2006年
在崇尚健康的前提下舒张个性时尚的直发造型，也可以选择自然妩媚的大波浪卷发。最重要的是体现自然的亮泽秀发。定型的同时保持色泽的自然亮丽。
上海发髻
文／程乃珊
当发髻又回到上海女人头上之时，上海女人已历经岁月淬火，成为新世纪一道不可漠视的光彩。不过想来，她们不会拒绝夜深月圆时，一双温柔体贴的男人的手，轻轻解开她们紧紧扎起的发髻……
上海时髦女人又悄然开始时行梳发髻了。披肩长发只属青春少女，发髻就不同。女人可以从20岁起就挽起直到永远。尽管朝如青丝暮已成霜，你的头发已成花白，然那精心挽起的发譬令你别有一种矜贵的仪态。
真正的上海女人，不论贵如宋氏三姐妹的名妇还是公馆人家的夫人太太、写字间先生的太太、石库门弄堂的师母，下至讲规矩人家的保姆，都是留发髻的。百多年前的上海女人发髻，与现今时尚女人的发髻，一样无异，基本上分桃子髻或如意髻(如意髻因酷似一个横写的S，故被海派地称为横S头)，如意髻或者因为手势较难，现在梳的人不多!
尽管现今女人的护发品和理发工艺科技日新月异，品目繁多，但她们挽的发髻，仍不如老派上海女人的精致，她们的发饰，也不如老派上海女人的讲究。回忆我的外婆奶奶一代，光头饰，就有镶嵌着各种珠宝的发簪、压发梳、缀着小珍珠的发网、可以盘栀子花、臼兰花等各种鲜花的大发叉……那时的上海女人梳只头，是很大一件工程，光一排梳子、篦子，长长短短半月形的、方的、长的就可排开一大列，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器械一样！不过，记忆中梳髻的上海女人――这样的女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上海仍有一大批，特别在一些市工商联家属的学习活动上，那时中年的一些资本家太太，清一色都是盘一只发髻。60年代已不大兴横S头，很兴一种扁扁平平的道士髻，“”中小将称之为牛粪堆！尽管一只头梳得比现今的时髦女人考究，但神情却比她们更显温文慈祥、本色淑贤，没有现在常见的冷艳!当时上班的上海女人都已不留髻了，唯这些呆在家里的外婆阿娘，十有八九是留着发髻。
上海女人将发髻、旗袍、高跟鞋和波希米亚披肩，再加上密丝佛陀唇膏和夜巴黎香水，组构成一种西方人看着很东方，东方人看着很西方的海上风华。发髻，真的是全球中国女人不朽的美的标记。她既衬得起花团锦簇、绣金嵌银的旗袍，也配得上坦肩露臂的晚装，还可以衬一身蓝花布大襟短衫，甚至蓝布人民装、列宁装！正所谓宠辱不惊，望庭前花开花落，淡然于人间的荣枯之外，超然于都市红尘之中!
那个时代坚持留发髻的女人，一般都属两极分化：一是身份矜贵如资本家太太、教授太太，一是住家的老保姆、小家小户的管家的外婆阿娘们……
上海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那些有闲有钱的上海太太们，一如既往地留起那乌润浓重的发髻……要女人改变发型，如同要她更换老公一样，需下好大决心呐！…她们通常在固定的理发室有固定的理发师，在固定的时间，为她们打理那工程浩大的发髻。因为留了这样一只做工讲究的发髻，这些解放后的上海太太们，都有一套别具风格的、留有一点资本主义尾巴的装束，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打起持久的球。
旗袍不让穿了，她们来个中庸之道，保留了旗袍的上半身，将其改为紧身窄袖高领的短衫，下配西裤，就像50年代时兴为建筑顶上安一个飞檐翘桅的琉璃瓦屋顶，就可美其名曰“民族风格”的设计风格一样。凭心而论，上海女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理论，比那时的城市建筑师要高明和自然得多！
女人的生活过得越甜润，她的发髻就越发显得丰润，做工考究。五六十年代那些依旧挽髻的上海太太，那时大约三四十岁，或者五十出头六十开外，凭藉着政府实施的三名三高政策，过得滋润舒心，风华正茂，那精心挽起的发髻，越显得丰润油亮。
下午二时左右，她们穿上印度绸的黑白印花小腰身短袄、真丝西装裤、短统玻璃丝袜、白浅口平跟尖头皮鞋，手臂上挽一把太阳伞，手里再掬一方麻纱绢头，抿得平滑溜光的发髻上斜斜插着一梳栀子花，被乌发衬得雪白生辉的脸庞上架着太阳镜。如果天转凉了，她们会在中式短袄外加一件西式薄呢春秋衫(上海人叫两用衫)，换上薄哔叽的窄窄的西装裤……她们就这样坐上三轮车，去侨联、妇联、工商联开会学习，去华侨商店为专门人士开启的文化俱乐部购物吃饭，她们梳髻的身影是那样华丽。那是经革命洗礼后的上海滩仅存的一道十分大资的风景!
相比她们，另一批留髻的上海女人，一样过得悠然自得。早上八点多钟，打发掉上班的、上学的，她便开始在镜前坐下：她们通常是家常衣着。为了方便家务，还戴着一副袖套。对上海一个普通主妇，每天上午端坐在镜前对镜梳头，己成为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指定功课，也是她少有的私人时间。把一生无私地献给家人的上海老派主妇：鞋子是自己做的，旗袍是自己车的，那只发譬，自然也是自己挽的。斜斜插入发髻的那把银簪，还是她当年的嫁妆。这么多年，就凭着一把发簪、一碗刨花水，日日将只发髻盘得溜光硬扎。
做头，自己疼自己
文／凌惠芬
一直以来，上海女人，在中国其它省份的人看来，是有些怪异，有些另类的。
譬如，上海女人“做头发”，在外地人看来，就显得太“作”，太矫情。“不知道你们上海女人的头上，能搞出多少花样来！”他们这样嘲讽道。但事实上，做头发，对于某些典型的上海女性，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正如作家刘心武所说：这关乎到她们的身份、她们的尊严、她们昔日的荣耀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极致的情况下，甚至关乎到她们的生死存亡。
电影《做头》的主人公爱妮(关之琳饰)就是这样一个上海女人。她年轻时天生丽质，一头秀发轻舞飞扬，是众多男性的梦中情人。一次草率的婚姻，使她堕入平庸，从此远离了荣华富贵。而在她周围的俗脂艳粉，却借着时代的助力一个个窜升，变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爱妮失落却无奈，只得借“做头发”来享受生活的精致，沉湎于昔日的荣耀，并与年轻理发师阿华形成一种有，隋无性，颇为暖昧的依赖关系。爱妮希望这样的状态再不要改变，她的自尊、她平衡的心态，维系在这可怜的企求上。
然而改变还是来了。先是这国营理发店面临倒闭，随后是露露等一帮时髦女郎的张扬和寻衅，令爱妮倍感失落和惶惑。而家庭与丈夫的平庸和无趣，在这飞速变换的时代，使爱妮更加不可忍受。绝望中的爱妮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冲破多年平淡生活的束缚，她要不管不顾地红杏出墙，与阿华一起享受一次真正的!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阿华却被一位时尚酷女安维雅所吸引，暗中接受了她的邀请去经营一家最新潮的美发沙龙。爱妮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难道连“做头发”这点最后的享受与尊严，也要被剥夺去吗?爱妮的心在流血……
心怀内疚的阿华答应在理发店倒闭关门的当晚，最后再给爱妮洗一次头。在这个伤感的夜里，两人敞开心扉，爱妮对阿华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这个表面上受到女人宠爱的年轻理发师，内心却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苦楚。她终于明白了：物质生活的荣华富贵犹如过眼烟云，只有心与心的贴近与融合，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人生境界!
煤气很旺，水很热，阿华全身心投入地为爱妮洗着头。爱妮惬意得几乎要睡着，朦胧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坦，整个身体好像腾空飞了起来，与阿华结合在一起!
影片最后，上海的理发店被遍地林立的”美容厅”、“沙龙”、“形象设计”所替代。大街上，一头短发的爱妮自信地行走着，渐渐融入熙攘的人流中……
说到底，女人是要来疼的。要么被别人疼，要么被自己疼。上海女人爱妮所做的这些折腾，不过是为了疼自己。所以，也应验了影片开头的话：“生女儿，是要来疼的，这是我们家的规矩。”说的是她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做头的魔力
文／凌惠芬
是什么能够在瞬间毁掉女人一天的好心情?是什么能够让酷爱打扮的你再不敢端详镜子里的自己?是什么能够让你假称病假、一上午呆在浴室足不出户?一个糟糕的发型，足以成为女人，尤其是上海女人毕生难忘的噩梦!
一个女友说：吹风机将是火灾时她惟一会奋力抢救的东西。她曾几个月避而不见未婚夫，只为了等一撮头发长出来。
为什么头发竟然具有这般能够控制我们心情的魔力?
头发护理专家说，“正是对展示生殖器的忌讳赋予了头发威力，因为它成了人体少数几个可以肆意炫耀的部分之一。”因此，一个女人对头发不自信会导致对自己的不满意，便是很自然的道理了。头发其实是关乎心理的，它总是展现着女人特有的柔美。
这也就难怪短发远不及长发流行，或者说，难怪在历史上削发常被作为对女性的惩罚。1548年，意大利僧侣Agnolo Firenuola写道：“不管一位女士容貌有多美，如果她没有漂亮的头发，那么魅力和光彩都将离弃她而去。”450年后，在一次调查中，有过半数的女，哇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我的头发看上去很美，那么无论穿着和外表如何，我都会觉得自己很有吸引力；相反，如果头发很糟，那就再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感觉良好的了。”而哈佛心理学家Nancy Etcoff也在她的著作《Survival of thePrettiest》中写道，当一个女人拨弄她的头发时，她正在发出性兴趣的信号。在16世纪的意大利，女人在婚前可以随意选择各种发式；然而一旦结婚，她们就必须戴上面罩或围巾，将头发盘于发网之中。修女――她们嫁给了上帝――同样也把头发藏于服饰之下。
2006年，头发对女人的重要程度依旧如初。“我曾亲眼见过一位女士在换了个漂亮发型后连个性都变随和了。”妮可・基德曼的发型顾问Kerry Wsrn这样说，“一个女人心情很糟，但只消两小时，她就可以变得更自信、更具魅力、更富活力地去应对下一次会议。”新发型的确可以给人一个全新的定位――它能改变面孔的平衡和比例。
所以低估头发问题对女人自尊的冲击力是件很愚蠢的事情。所以，自尊的上海女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忽视做头发的。
记录一个上海女人与头发之间的心情小品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
文／何菲
第一次听《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此后每一次听还是被深深击中，心温柔惆怅得不能动弹，任凭感性的病毒穿透我的免疫，直至如今。
这不是张国荣有名的歌，却踩中了我神经的G点：
我情愿裸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垂在脑后／反正它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头。
也许，全世界只有一个叫林秋离的诗人，能写出这几句缠绵悱恻的歌词；也只有张国荣，能将这种凄美到极致的爱情诠释得如此入木三分。
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
我曾经是个很喜欢折腾头发的人，有过很多发型发色，不过那是二十三岁半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是个心性起伏很大的人，不清楚自己要的是怎样的“传奇”。于是多变的头发成了这些“痒”的外化。
自那年以后，我只对头发的造型进行微调，与时尚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距离。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只喜欢直长发(且不能太长)的人。他在我生命里划下了深深的一笔，这一笔之深刻，几乎将我的生命一分为二，一半属于社会，一半属于自我。他是我的禅师，一方面让我的心性沉入冰点，另一方面又让我以燎原整个森林的火势来燃烧。教会我以入世的姿态和出世的，隋怀面对纷繁的人生。他为我圈出了一个真空地带，让我看不见流逝，从认识的那天起，我就已经不再年轻，也不会变老。
很多年了，我们每半个月在“蒂梵尼”弄一次头发。他是修剪，我是洗吹。很高很帅的发型师阿坤成了老熟人。
他每月给我买两桶一千克装的煸油膏，一桶蛋白，一桶橄榄油。
每次洗完头发都是他为我吹干。他的手停留在我头发上的时间仅次于我的皮肤。
一切都清淡而美好。
我有一只菲利浦的多功能卷发器和一只直板夹。卷发器是甜品，直板夹是主食。在很多人眼里我是多变的，而我知道：我是不变的。
一年四季，我都爱在高架下走路，凛冽的风不明方向，却能让我的头发和心灵彻底飞起来。我从不扎头发，没有发夹，也不用睹喱水。我学不会三毛拿鞋带把头发随便一绑就去云游四海，更不会像深闺重门里的女人那样乖巧娇慵地把青丝绾着、挽着，那就让头发干净自然地垂顺着吧，写意般泼洒着柔软与桀骜。
这些年，头发长长短短，颜色深深浅浅，可基本造型是一样的。我曾让我的头发在一周内经历了全染、挑染、烫卷又拉直这一番极度受损折磨的过程，然后在最冷的冬天去往西沙，让南中国海的风吹散我的心里灰。最终偃旗息鼓，归于平静。
心情不好时，头发就会枯断开叉。剪去枝枝叉叉，总不是原来的形状，留着枝枝叉叉，爱就长不长。于是狠心剪去长长一段，头发却长得蓬勃。人生是很多时候会感觉没有活棋可走的，但走着走着，也就过去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是最为感人的友情。
原来女人的头发就是女人的心情。一根头发能够承受三万斤的重量。
频繁变换发型的女人，内心一定是不稳定的。每当一个顶着一头乖张毛发的女人经过我身边时，我都会想：她是为了“美”呢，还是为了对抗内心咆哮着的自我。
我终干明白，有些心事多么・虚妄不成经纬难分明暗，既不会像洪水猛兽般毁灭我，又不会像利斧一样造就我，拿出来说都显得有点小气。世界上只有一个特定的人能让我把心情谈得那样。幸福的牵扯是风雨兼程，于是，让我把头发长长的留。
去香港时总会感叹香港女人发型的简练，即使长发也是刚刚及肩的简约造型，足见香港节奏之快，态度之理性。一个香港女朋友告诉我：香港女人的头发是精剪出来的，不似上海女人是“做”出来的。香港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那么精致的心来维护。
想想做上海女人还是幸福的，至少可以在头发上感性一把。
什么是真正的青丝，什么又是真正的美，能够得以人生长恨长忆的东西，毕竟已经不多，而要把这种恨谱成歌谣，那是多么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