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走上歧途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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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由是造成大一统思想文化的专制局面。其对中国人的创造性思维造成根本性破坏，给国人大脑套上顽固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中国社会此后的文化发展。

其中，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董仲舒将孔子修订过的鲁国史记《春秋》推崇为帝国的，其一生的学问就是借《春秋》及《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来论证发挥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由此开创了一个以治经、解经为治学方式的儒家经学时代，使先秦的子学时代走向衰微，这一文化现象的转型实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悲哀。经学不仅思路狭隘、因需作解，且常常有意隐瞒、甚至刻意涂改。将有关典籍奉为圭臬、真理，展开崇拜、注释等“学问研究”，使自己成为有关学说、典籍的奴仆，甚至将其思想抬高至国家意识形态，将其理论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迫别人服从有关的旨意，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其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形成长期禁锢，这一经学研究模式与思想学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久远。

董仲舒继承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点突出君王为“天子”而万民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认为天子是伟人、圣人，所以人间必须“一统乎天子”，天下一切资源、权力都要集中在天子手中，不允许社会上有任何牵制王权的力量，否则就是“反天之道”，为天道国法所不容。虽然其天人感应论思想，用神秘主义的天灾来谴告君王，或许用心良苦，然而此类天意谴告决不能损害皇权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对专制统治并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且在理论上对民本主义而言也是一种倒退。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中国人完全不懂得不同权力点互相制衡的政治学智慧，认识不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各方力量的冲突、妥协之中寻求一个平衡支点，以为只要有一个独大的权力中心指挥一切，天下就会太平稳定。

董仲舒用阴阳学说来附会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等级秩序，认为阳尊阴卑是天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这王道“三纲”便从天道而来。“三纲”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概念，只在维护君王的权威和利益，此类愚忠的政法理念，毒害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同时，董仲舒提出“性三等”理论。认为统治者为“圣人之性”，底层民众为“斗筲之性”，大多数人为“中民之性”。把君王看作人间道德之楷模、臣民思想之导师，德治之余要求对“斗筲之性”的民众采用刑治。可悲的是，这“三纲”诸理论居然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国家“根本大法”，且没有人能够撼动它！

“罢黜百家”后，儒学遂成“官学”，成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儒教。从此，儒学虽被“独尊”，实际上是完全被王权所利用和控制，与王权相互依存而成狼狈之势。儒家“经典”由皇帝钦定，最高解释权与是非决断权也归于皇帝，儒术变成皇权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把民族中的精英——读书人，都改造成吃“经”的虫子，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大都沦为帝王们的鹰犬与奴才。学术思想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独立性与超越性，降格成王权的附属物，儒生也被塑造成王权政治“以吏为师”的工具。这一历史演绎过程表面上是儒学成为规范社会与人的理论原则，而实际上造成的是王权圣旨高于认知求索，因为儒学理论的地位是王权规定的，就是说除了王权外，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认知主体。社会历史的存在一下子变成了王权控制儒学的翼卵物，儒家屈从王权的教条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为民族思想文化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