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到先得,还是价高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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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这20年来，很受资本阶层和一些权力者的欢迎，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对这个社会的影响相当深。

标题是在集合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但鉴于也许有人无视它的语境，非要抠字眼，那说的是“某些经济学家”吧。

前段时间，一女子在北京一家医院怒斥黄牛抢号的视频引发关注。她斥责黄牛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了4500元，而她从外地特意赶来，排了一天都没挂上号。

舆论引爆后，警方介入调查，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的行动。从官方的行动和表态来看，黄牛干这种事是不正当的，涉嫌扰乱就医秩序，属打击之列。而民众对黄牛，也是一片谴责、声讨之声。

但某些经济学家可不这么看。他们又一次从“经济学”出发，站在了民众常识和朴素正义直觉的对立面。

他们声称，其实不仅不应该恨黄牛，而且全社会还应该感谢黄牛。为什么呢？因为，黄牛的存在，是把号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黄牛的背后仍然是患者，不仅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反而是对它进行了最优配置。

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这个“最优配置”的逻辑就是“价高者得”。

我在著名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到什么》一书里看到了关于黄牛党的类似问题。他在美国社会所碰到的经济学家，也是按照以上的逻辑来论证黄牛的合理性的（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抄袭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论证，或者说，经济学家们多是这样的“经济学思维”）。

有意思的是，桑德尔还举了个例子，2011年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听说替人排队业务在北京的一些顶级医院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而《洛杉矶时报》更是绘声绘色地描绘过北京一家医院挂号大厅外黄牛们兜售门诊号的场景：“唐大夫！唐大夫！谁想要唐大夫的挂号单？风湿免疫科的！”

黄牛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痛点。除了这件事之外，历年春运火车票的黄牛抢票高价炒卖也是一次次引发热议。而每当如此，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是“黄牛有理”的腔调。他们中有的人还频频主张，既然买票那么难，那火车票就提价，一提价，不就解决买票难的问题了？

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价高者得”。好像涨价，就是解决供需矛盾的万应灵丹。

每一次看到这种逻辑，我都想斥之为“混账逻辑”、“奇葩逻辑”。但还是来给经济学家们讲一下道理吧。

以黄牛来说，说他们是把医院的号、火车的票送到最需要的人手里，这似是而非。要看病和坐火车的人事实上都是最需要的人。把谁最能出得起最高价视为谁最愿意为它出价，谁最需要，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有的人可能最需要，也最想出钱，但却出不起钱。而本来，他是可以通过排队这一公正的资源分配的安排来获得需要的满足的，可是，他的权利或福利，被黄牛侵犯、剥夺了。

问题在于，无论是上述的医院挂号资源，还是春运的火车票资源，类似这样的公共资源的分配，绝不能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而必须遵循“先到先得”的公正原则。以为加价就能解决“看病难”、“买票难”，实属小儿梦呓。在供、需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加价只是排斥了需求，让一些没钱的人没办法了只能在家等死，只能不回家―这是相当残忍的“消灭需求”。任由“价高者得”的市场逻辑泛滥，有钱人对任何资源都“通吃”，社会公正将荡然无存。

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是最近才有这样的奇葩逻辑，算起来，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学开始成为“显学”开始，已经超级奇葩20年了。

我记得最开始的奇葩逻辑是说公正妨碍了效率，然后是鼓吹腐败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再后来，是鼓吹国企MBO，至于以上所说的为黄牛辩护，只是小打小闹。“经济学家”在这20年来，很受资本阶层和一些权力者的欢迎，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对这个社会的影响相当深。

但神话真的该褪色了。不说别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奇葩逻辑一再地挑衅公正，对金钱至上的社会观念推波助澜，而是：连基本逻辑都没有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