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策独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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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中央政府决定经济政策，地方政府根据这个政策来制定自己的政策。但有时地方经济政策与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之间会出现对立。
2007年7月1日，重庆市发表了《支援城市农村统一发展的实施意见》，实现了让农地使用权流通起来的“土地入股”政策。具体地说，农民可以以土地使用权为资本，与外部资金合作设立农林企业，并可以建立合资公司。这在严格控制土地使用权流通的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一年后，中央政府给出的结论是： “可以继续在小规模范围内试行农地的证券化，但不得扩大。”这使得重庆市的农地证券化实际上进入停滞阶段。
中央政府担心的是，证券化的土地被用在农业以外的方面，结果让农地不再能吸收剩余劳动力。但重庆市的目标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提升农民的收入。在土地问题上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差异。
广东省在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地位。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以后，这里的出口开始大量缩减，该省为了从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摆脱出来，2008年5月29日决定“推进产业转移及劳动力转移”，俗称“腾笼换鸟”。
但该决策有可能让其他地区的过剩劳动力找不到解决的出口，让邻居更加贫穷。于是众多的学者、媒体开始批评其做法。
崩溃了的印度成长神话
从印度恐怖事件可以看到印度收入悬殊问题的恶化，而这正是印度经济增长出现崩溃的一个反照。从高级饭店中蹿出的火苗，就像印度经济直面的种种困难一样，火光冲天。
2008年11月26日晚，印度孟买地区发生了多起恐怖事件。犯人小组占据的酒店发生了火灾，激烈的枪战导致近200人死亡。突袭外国人是这次恐怖事件的主要目标，靠外资来拉动印度经济成长的模式遭遇空前危机。
在恐怖事件发生之前，印度经济已经开始减速，过去一直保持的9％的GDP增长率，在今年7―9月下降到了7.6％，如果用先进国家的增长率与之比较的话，7.6％看似已经很高，但从印度的角度看，说明其经济已如强弩之末。
人们更加担心的是经济增长后面隐藏的“贫富悬殊”问题，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在经济增长的齿轮开始向后旋转时，高收入的人群只是不再购买汽车和家电，但低收入的贫民生活本身受到了威胁。今年11月，50万纺织工人失业，这让印度社会的“平等之梦”更加阴云密布。而居住在农村的大约总人口7成以上的人，遭遇的危机将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