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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八十五年前,我率真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大哭着降临到了人世,然后,哭着哭着,逐渐产生了人的最初感受——记忆。这记忆的最初形象当然属于母亲,我逐渐清晰地记住了她有节制的笑容。虽然她笑得不多,但笑得有礼貌。
至于父亲,因为他长年在上海教书,只有寒、暑假期内才回来探望生活在扬州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回来也几乎整天坐在他的书房里,埋头写些属于他自己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像母亲的笑容那样使我不能忘怀。一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将我们全家接到上海去长年团聚着生活了,我的记忆里才正式映现了父亲。
这个记忆是从书开始的,那时父亲给我订了两本期刊,一本是《小朋友》,又一本是《儿童世界》。每月最初的几天里,总有邮差把当月的这两本儿童读物送来,而我每月的月头最期盼的事,就是那位绿衣人捺我家的门铃。但是父亲看来并不怎样关心我是不是认真读这些期刊,他从不曾问过我这两本期刊里有什么好看的故事和插图,他总是忙他自己的事。他关心的是星期日,他盼星期日就像我月头盼绿衣人似的。每逢星期日,他十有八九去英租界的书肆集中地三马路淘书,有时发现一些中意的线装古书,即使价格高得很,当教师的经济难以承受,他也要设法筹款买回来。妈妈有时笑着骂他:“败家精!”
他是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坐到第二十五年龙位那一年出生的人,先读私塾,后毕业于第五师范文科,难怪对古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他最爱的是宋本,就是宋朝雕版刻印的书。宋本字体每用颜体或欧体刻成,字体古朴劲秀,是传统第一等艺术品。父亲经济力不能致,只有泡在大图书馆里才能得到这种艺术享受,若要宋本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书架上,那就只能到书肆去购买书坊仿刻影印的宋本了,这种宋本叫做“影宋”,有用宣纸印的,有用皮纸印的,还有罗纹纸印的,好在一样的古色古香,精美程度并不逊于真宋本。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父亲最大的快乐在此,而这种快乐的最高境界,则在每天的夜晚,他翻开这些书,几乎全无节制地高声诵读。母亲怕邻居们嫌烦,常提醒他注意;好在邻居们似乎并不厌他,背后倒善意地调侃道:“书呆子又开唱了。”这是传统知识者的读书乐,母亲和我也分享着这种梦也似的生活情趣。直到1937年夏天,“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们的好梦才被日本鬼子的魔影惊醒。一场连天烽火,把我们家,当然还有上海中学整个教师住宅群,烧成了一堆劫灰。父亲全部心爱的书籍和他亲手为它们制作的衣服都化为乌有,而我,当然也失去了我的所有的《儿童世界》和《小朋友》。
我家避难于法租界,父亲忍受着文化破产的切肤之痛,即使如此,也治不好他的书癖。在混乱的“孤岛”上,他居然又往三马路的书店跑了,虽然乏钱问津,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吧!而我的期刊呢?再不见绿衣人送书来了。父亲总算关心到了我的失落情绪,在书店顺便带给我一本德国作家著的儿童小说《爱弥儿捕盗记》,写的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十多岁的孩子,在火车上协助警察捉住了一个伪装君子的强盗。
父亲有几位书友,常来畅谈藏书的乐趣。我听得入神,才知道父亲“八·一三”遭逢的焚书之灾并不是第一次。1931年,他在沪江大学教书,独身居住在军工路的教师宿舍里,当时就陆续收藏了一大批古书,全毁灭于日寇制造的“一·二八”兵燹。他和书友们有时也无奈地叹息:国家积弱,人民衣食尚且无着,我们白面书生,百无一用,不要再为书忙啦!一直到1945年,日寇败降,劫难才算过去。虽然内战又打了三年,好在很快就分出了胜负,父亲盼望的太平世界,看看实现了。他充满喜悦,书痒难挠,继续又购买了一大批古书,新制了一大批雅致的书套,一心想当个厮守着文化一辈子的藏书人了。
我喜欢看蜘蛛在屋角结网,慢慢地,一丝接一丝地组织成八卦式的阵图,这种阵图式的网,具有何等精美的、自然的艺术审美价值啊!你如果今天用竹竿去摧毁它,但明天就会看见另一张同样艺术的网又严严整整地挂在屋角上了。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收藏的旧书已经蔚为大观了。有一次,一位朋友来借书读,父亲是很惜书的,一怕书被污损,二怕有借无还,但他不像元朝作曲家马致远在《借马》那首散曲里形容的吝马人遭朋友借马时的左右为难的尴尬,他慨然对借书人说:“古人说过,真正渴望读书的人是自己无书而借书读的人,我不像有些人手中书多却束之高阁,自己不读又不肯借给别人读。我理解借书人总是真正专心读书的,知道书的可贵,读完就会归还主人的。”这位借书人拿到书喜不自禁,果然如期璧还。父亲平时不多说话,但口才不错,肚里书多,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能耐。
话再说回来,我是1946年高中毕业的,下一步是上大学的专业选择。本打算投考性之所近的中文系,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文学这玩艺是不用上大学的,你把我的藏书好好读读,有四年工夫,比大学文学系毕业生水平高。你看现在的社会情况,大学文科毕业谋生不易啊。你要考虑实际些,先要谋个饭碗,然后才有机会当个没有生活上后顾之忧的文学家。”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是大学毕业即失业的年头,我若失业,父亲是不可能长期供养我生活的。他即使有些余钱,也要为他的最高爱好——藏书服务的。于是我不得不考虑饭碗问题,不太情愿地读了大学的银行系,因为银行里堆着银饭碗哪!有趣的是我毕业之时已是建国后的事了,社会体制变了,只要是大学毕业生,不管哪个专业,一概统一分配,统一的工资标准,人人有大锅饭吃。父亲也颇后悔:如果当时让儿子读文学系,现在也一样有个铁饭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