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语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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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教育就是要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谐的心灵、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要实现这一切，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首先要从最基本的素养――语言素质谈起。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知识经验的载体，它记录了人类文化，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方面，文化制约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也制约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它必然深深地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语言符号既有任意性的一面，也有受一定的社会心理、文化制约影响的一面。既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么语言的运用也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之中进行，任何语言材料和语言表达只有同一定的文化背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才能起到表达思想感情、交流信息的作用。

和谐语言与社会和谐

语言（包括文字）不仅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而且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和谐程度是衡量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变化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化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如今，社会上和语言学界要求提高语言和谐度的呼声颇为强烈，语言文字工作者为此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语言和谐恰恰是语言最基础的东西，正是因为它的基础性，往往最浅显的道理，却最容易被人忽略。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诸如道德、意识、风尚等一样，是社会群体行为趋同性的自然表现。语言和谐的目的除了准确地传递信息外，更在于为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言语行为必须接受社会道德的价值评价，必须与社会道德相一致，这样，言语行为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效果才会好，才能真正达到交际目的。

由于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工具这一本质，就使得语言运用标准的趋同性带有更多的必然因素，使操同一语言的社会成员人人羞于同周围他人为异。然而，在一个使用共同语言的集团里，个别人或某些人偏偏采取与其他社会成员不一致的做法，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一些同现有规范不同的语言成分或语言形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即兴之作（多半为口语），有的是由于缺乏语文修养，有的是有意识地标新立异等。

目前社会上语言的不和谐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内部的不和谐，比如，语音方面，有意无意地模仿港台影视明星、歌星的发音，导致一些音节的声、韵、调发音不准，没有正确地使用轻声和儿化等。词汇方面，或随意造新词（尤其是网络词汇的大量出现）或篡改现成的词和词语；如“冻容（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儿希望冻结青春，早早开始抗老历程）、ＰＫ（对决）、584（我发誓）、裸考（什么加分都没有，完全靠实力参加考试的人）、丁狗（不要孩子，只养宠物狗的家庭）、粉稀饭（很喜欢）、拼客（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或活动）等。或表现为对已有词语随意添加、赋予新义。如“偶（我）、超级恐龙（反应迟钝）、虾米（什么）、圆梦（本指古代解说梦的吉凶的迷信活动，如今指实现理想或愿望）、白奴（白领奴隶的简称）等。因为这些新词新语不够稳定，词义多变，用于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意思，加上缺少受众的理解基础，所以，听到或读到这类新词语，就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语法方面，为追求标新立异、引人注目，语句不通、搭配不当，甚至逻辑混乱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语言结构以外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言语行为趋于“随意化”、“痞化”甚至“黄化”、“粗俗化”，违背社会道德的言语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不良语言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道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精神风貌。这些不良语言现象的治理和规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需要语言研究者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阐释。

和谐语言的建构既要从语言的内部结构――语音、语汇和语法三方面着手来进行，同时也必须要考虑语言结构以外的相关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心理诸因素。因为语言和谐与否，除自身结构方面的原因外，还与社会方面的许多复杂因素有关。

由于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曾几何时，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过方言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方言的泛滥。以上海话为例，由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狭隘的地区经济优越感中，一些本地居民连带地产生了方言优越感，他们以说本地方言为荣，不愿意说普通话，更不屑于说外地的方言。而在一些老的经济发达地区，他们还没有从当年的地区经济优越感中摆脱出来，也在固守着他们的方言优越感。相应的，内地一些人在潜意识里认为凡是讲上海话、广东话的，或者说话带点儿“广味儿”、“港味儿”的，就是“大款”、“有派”、“吃香”，并由羡慕进而模仿起来。而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还有不少人仍然像几十年前那样，仍死死地坚守着方言阵地。像这种背离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若不克服，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出现不和谐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语言生活与和谐秩序

语言生活是一个很现代的提法。它与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只会说方言而不会说普通话，就说明他的语言生活已落伍了。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它将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主要是为了消除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推广普通话主要是要求会说方言的公民，还要会说普通话。不是要求公民在所有场合都说普通话，只在有些场合，如学校、机关、服务场所等讲普通话。从语言发展来讲，普通话和方言也处于不断丰富、融合的过程中，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因此推广普通话绝不是禁绝或消灭方言，关于这一点，我国的语言文字基本政策中已有明确规定：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文字歧视；各民族都有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推广普通话是促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要求人们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说普通话，并不反对在日常生活中说方言。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间、民族间的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工作效率，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全面走上法制的轨道，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的推普工作应该有更新的姿态和新的水平，应该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以说普通话和具备普通话修养为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因为规范语言仅仅靠普通话的法定地位、靠数量和能量都有限的推普工作者、靠影响力有限的宣传性文字及节目，很难抵抗强大的习惯势力。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把普通话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应当站在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和本着与现代化同步、为现代化服务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通话水平的普查和测试工作，获取相应的数据，进行一系列有关的科学研究，进而把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变为语言和谐化的效益。

言语行为必须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是由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语言的和谐既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管理，又需要进行社会道德教化，更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言语道德自律，以使其言语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适应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来讲，语言的和谐应该是一种语用和谐，是语言在表达功能和交际功能上切合目的性的和谐。因为引起表达、交际的动因和情景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只要是恰到好处地达到了目的，就是和谐的。因此“不能把语言规划的目标确定为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是一种绝对一致的代码”（Ｅ・Ｈａｕｇｅｎ，1971）。

构建和谐的语言也意味着创新，语言和谐了就能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工具作用。因此，语言的丰富、发展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语言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必须以语言和谐为基础，没有语言的和谐，也就谈不上语言的真正丰富和发展。而没有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语言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不前的东西，就会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功能，也就谈不上语言的和谐。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所以语言和谐也应是动态发展的。言语使用一方面要遵守既成规范，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创造新形式。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组织工具，没有通用的语言、和谐的语言，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和谐，尤其是词汇和语法格式的协调，不能定于一尊，当前已成为共识。语言在不断发展中趋于和谐，即“动态和谐”。那么在动态语言系统和动态语言的观念中，语言系统与言语和谐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从语音到词汇都相差甚远，实现语言的规范、和谐，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人方面讲，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交际范围的扩大，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已成为决定一个人生活与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

和谐语言与人文素质

言语行为涉及人文素质、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宽泛地来讲，人文素质指的就是文化素养。语言作为与人类社会同生共长的文化世界的基本成分和核心成分，它对于人类文化具有建构、保有以及传承的功能。在此意义上讲，人类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语言世界。语言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言语交际是语言的社会联系功能在具体场景的实现，是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言语行为不能也不可能超然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人们的社交用语渗透了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成为这一民族这一时代的重要文化景象之一。比如，体现在社会上人际关系的社交称谓对于确定交谈双方的身份角色具有重要作用，尤其能体现社会文化的风貌。而语言的文化功能具体表现为：几乎各个文化领域都必须仰仗语言符号的建构作用。文学作品里的交际形式体现了某种社会风范，而且它所刻画的不同类型的人对语言的典型使用，使得语言的各个方面都饱含着和渗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容，进而使得几乎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能不注意语言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语言的规范、和谐与语体的多样化，以及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并不矛盾。民族共同语尽管是有一定规范、一定标准的语言，但它的内容是丰富的，范围是宽广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让每一个使用者自由选择。如果有人认为语言风格的形成在于使用了方言土语，一旦使用通用语，摒弃方言土语，作家就会失去独特的语言风格，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为了增强表现力，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为了反映地方色彩，作家可以适当地使用方言土语。但是方言土语的滥用却会造成民族共同语的混乱，造成语言的不和谐，会妨碍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事实上，作家的独特语言风格绝不是单靠使用方言土语来形成的，而且作家也不应该盯在这方面创造自己的“语言风格”。作家在遵守规范的范围内，只要他善于运用语言，能精心选择适合于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材料，就能够创造出他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著名作家金庸先生认为：人类世界不能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文科学培养的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一个只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经济、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而没有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谐的心灵、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对青少年进行人文精神的教育是要其“熏染温文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君子之风，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

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来搞。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素养问题。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一些言语失德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人道德修养不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国民的言语素养状况。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的文化素养，表现在语文方面，即具有高度的语言和谐观念和与此相当的语文素养。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一个语言和谐化以及提高全民人文素养的进程。因为语言是一种精神产品，是人类心智活动的成果，又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为此，加强语言研究，促进语言的和谐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已经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河南许昌学院）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