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臆断编史书现代框架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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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史》提出一个“武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武术史》一书的基础框架。首先，我们看看《武术史》说了些什么?
《武术史》第25～26页写道：春秋战国(公元前770至前221年)为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代。一、生产力大为提高，经济空前发展；二、文化学术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三、战争频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华文化巨大系统组成之一的武术体系得以初步形成。”接着又提出，初步武术体系形成的三个表现：“一、武术的社会功能向多面性发展；二、武术技术(器械与徒手)向多样化发展；三、武术意识向自觉性、理论性发展。”
关于第一个表现，《武术史》写道：“春秋战国时期运用于阵战的军事武艺，伴随作战方式的变化，固然有很大的演变，但更重要的是武术的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及健身性等社会功能的出现。武术功能的多样化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异，突破了单一的军事武艺局限。从技术到组织，从形式到思想，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发展，使它从较为质朴单纯的军事武艺演变成色彩绚丽、丰富多姿的武术文化。”
《武术史》的这段文字是极其关键的，暴露出他们的根本观点，明白无误地提出：武术性质发生了“变异”。说穿了，就是武术的性质从姓“武”变成了姓“舞”。提出了四性：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和健身性。这并不是什么春秋战国时的历史，乃是今天学院派的“舞术”的写照，抽去了武术的“技击”灵魂，只剩了一个“花架”子空壳。
“变异”是学院派武术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观点，用词有时不同，用意是相同的。如：“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现代武术”、“武术的现代化”等等。这里突出一个“异”字，异的意思是变了，变成了什么?《武术史》提出了“四性”：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健身性。其实健身性不是“变异”的结果，是武术固有的，所以说“变异”止有“三性”：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
《武术史》用大量篇幅论述“武舞”，为今日的舞蹈化武术作历史铺陈，把今天的“武术变异”一下子提到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提出了“武舞与武术一体”、“武舞具有武术实战性”、“武舞与武术套路的一致性”，这样一些极富挑战性的提法，丝毫不加掩饰地摆在读者面前。《武术史》提出非常戏剧性的逻辑：“武术不具技击性，武舞倒有实战性”!似乎无人监督，可以任意捏掐历史。
关于第二个表现，《武术史》说：“武术技艺的多样化，首先体现在日常武艺的发展上。阵战武艺与日常武艺的分流，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说阵战武艺的特点是“集体性、单一性与实用性”；“日常武艺则呈现出以个体性为基本特征，并由此产生出技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些话说得多别扭!简直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里，提出了二个新名词：“阵战武艺”和“日常武艺”，又提出二者“分流”。
这里“武艺”含义是什么?和“武术”的含义相同?不同?什么关系?是包容?还是从属关系?含混不清。我们从文中的逻辑分析，他们的意思是，日常武艺从阵战武艺分流出来，其表现是“技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又回到前面《武术史》对“武术体系”下的定义，所谓“分流”，其实质也是“变异”。“分流”或“变异”的结果，就是抽掉了武术技击性的所谓“多样性”。《武术史》说春秋战国时武术就变种了，这不是歪曲历史吗!按照《武术史》的说法，秦汉以后到唐、宋、元、明、清、民初，中国武术全是花架子的“武舞”了。广大的中国武术爱好者能同意这种说法吗!
《武术史》抛出的另一个挑战性的观点，叫作“文武分途”。说“春秋时代，文士兴起，文武分途。文士凭知识谋略求仕干禄，而社会上则出现凭武艺本领立足为生的武士。此时武士已非贵族子弟，多来自平民，亦被称为‘侠士’。”《武术史》又说：官府鼓励民间习武，春秋战国各国统治者“广泛重视、推荐武艺出众的人才，推动了武术的开展。”
《武术史》对“文武分途”的解释是歪曲历史的。历史上的“文武”指文治武功，具体到人是指文官武将。被搬上舞台的著名京戏“将相和”，讲的是战国时赵国拜相的蔺相如和武将廉颇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侠”自古无地位，多为社会底层，那有拜相之才与刺客、死士相提并论的!《武术史》却写出大量的古代刺客，如：荆轲、专诸之流，说这是春秋时代的“文武分途”，不但有违史实，更是笑谈。
《武术史》没有认识到，侠以武犯禁的“禁”字是什么意思?“禁”，不为统治者所容也。民间是武术的生存空间，古代，武术的民间性决定了武术不为官府所容。《武术史》说 ，春秋战国各国统治者“鼓励民间习武”，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历史是这样写的，武术的发展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容。秦始皇收民间兵器铸铜人十二，就是典型的在民间禁武。为什么要禁?回答是：“侠”追求法律之外的公正、官府之外的公平；侠不为官府所利用，其行为不为官府左右。所以，侠不为官府所容。
武术的民间性质，历代不受官方控制，民间武术家不听官府的话，我行我素，不为所用。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从来就不是官府支持下进行的。一大批民间武术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习练、发展、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不使失传。历史上，谁在每天坚持习练武术?谁在刻苦钻研武术?谁在传授武术?回答是：民间拳师、豪侠义士、江湖隐逸、僧侣道士、失志文人雅士，就是靠他们。不信!翻开历史看看，方知言之不虚也。
关于第三个表现，《武术史》提出“武术意识”的发展。这个“武术意识”到底是什么呢?《武术史》写道：“所谓自觉性武术意识，主要表现为武术竞技意识、武术理论意识以及武术理论认识等方面。”
对“竞技意识”，《武术史》写道：“把通过武艺(请注意!此处不提“武术”，可见《武术史》使用词概念的混乱――笔者)竞技取得胜利与人们的英雄观、欢乐满足感、荣誉感及审美感等一系列社会心态联系起来，这便是武术获得多方面社会功能心理契机，也是武术竞技能实现多方位社会需要的基础。”这些话说得多别扭，十分苦涩，令人费解。实际上，其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武术就已经“异化”，成了“竞技武术”，其胜负不再是技击，不是你死我活的打斗，乃是什么“英雄观”、“欢乐感”、“满足感”、“荣誉感”、“审美感”。这实际讲的就是今天推出的“高、难、新、美”的“竞技武术”套路比赛的春秋战国版!试问，春秋战国什么时候举行过这种“竞技比赛”!这不是指鹿为马吗?
《武术史》又进一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们在较武竞技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崇敬强者，以武艺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竞技意识。”
“崇敬强者”是典型的西方哲学思想。强者哲学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技击术的理论技术核心。在强者哲学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的武技必然是以力降人。西方的道德观，推崇强者，弱肉强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弱者在西方是不值得同情的。这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扶持弱者”，完全对立。“弱能胜强”不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哲学思想，而且是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重斗智、重战阵、以兵法胜，故能以少胜多、以轻克重、以弱胜强。春秋战国，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这对中华武术，从理论、技术到实战，都有深刻的影响。《武术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大谈武术“崇敬强者”的竞技意识。这不是什么历史发现，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西方体育理论“东方版”。
一个像中华民族这样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必须有相应的自己的高超技击术，否则无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不是难理解的。然而，令人百思莫解，为什么《中国武术史》千方百计地力图把中国武术描绘成“武舞”，是好看不好用的“花架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