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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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夫卡受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影响，其笔下的小人物多是缺失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异乡人”，卡夫卡对异乡人的书写与其自身“异乡人”的心理体验有很大关系，他作品中的“异乡人”缺失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展现出焦虑惶恐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卡夫卡；异乡人；犹太人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82-02
卡夫卡于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生长在一个政治动荡、思想文化转型的时代。19世纪末期，社会政治极不稳定，德法战争刚刚结束，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正席卷德国，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矛盾日益尖锐突出。卡夫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王国居住着德国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等多个民族，他们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坚守着本族的文化根性，布拉格当时正处于多民族的分裂冲突之中。“布拉格犹如一座特殊的温室，在那里，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无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互相冲突。”[1]109
社会政治层面的动荡和变革引发了人文哲学领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诞生，各种现代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如尼采、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等层出不穷。尼采宣告“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旧的价值体系已经灭亡，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断裂以及话语冲突相继出现，人们承受着不堪承受的“自由”的重担，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面对价值秩序的混乱、生命意义的虚无，现代人失去了对绝对价值的信赖，人与人之间彼此孤立，人与社会之间格格不入，面对世界的陌生感和异己感，每个人都在精神上体验着无家可归和漂泊无根的心绪，成为一个个内在的“异乡人”。
这种“异乡人”的心理体验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是犹太民族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真实身份的写照。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在几千年的迁徙和流动生活中，其文化一直处于各主流民族文化的夹缝中，体验最为强烈的就是边缘感和无根感。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其无家可归的状态是永恒的，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根的缺场。而卡夫卡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马克斯在他唯一的关于卡夫卡的大块文章中写道：“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犹太人’一词。”[2]132并且称卡夫卡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
可以说，卡夫卡“异乡人”的心理感受既源自奥匈帝国的专制统治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的无家可归与受歧视、受压抑的处境，父亲的家长制权威在他心理上构成的威胁，社会上法制形式的完整性与法的实质并不存在的冲突，也源自他主动将自我放逐到主流群体之外，在恐惧与孤独的生存体验中试图超越现实，以更敏锐而深刻的心思考身边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卡夫卡本人的生命历程，还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无不倾诉着“异乡人”无家可归的真实命运，无不浸染着“异乡人”无助、迷茫、孤独和漂泊的感受。
卡夫卡身上的犹太人因素是他的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犹太人所特有的“异乡人”的感触融化在艺术想象中，塑造出众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自我分裂的拉班、模仿人类的猿猴红彼得、变形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被父亲无情判决的本德曼、在法门外受阻的乡下人、在地洞中惶恐不安的小动物、莫名其妙遭受判决的约瑟夫・K.、日夜都停留在秋千上的杂技演员、不被民族理解的约瑟芬……这些人物在不同的背景中都演绎着“异乡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他们在强大的异己力量的压抑下苦苦挣扎，却根本无法确证自己的能力，难以找到自我生命的根基，以至于分裂自我、迷失自我，在永恒的精神苦役中漫无目的地流浪。
在《城堡》中，卡夫卡借助K.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异乡人”无身份的生存状态。起初，K.进入城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缘由，那就是他作为一名土地测量员，受城堡的聘请去测量土地。但K.是否受到城堡的聘请却成为谜团，加之城堡错综复杂办公体系，K.无法证明他确实被城堡聘请，顶多可以证实的是这是一个失误，而对于这种失误，很难查出出错的部门。纠正错误，给K.一个答复或者合理的安置更是希望渺茫。
于是，他千方百计要见克拉姆，但是他见克拉姆有什么愿望要满足呢？“当然是谈弗丽达”，他最先这样告诉老板娘，后来又说：“不过我想求他点什么很难说。首先，我想亲眼见见他，再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另外还想知道他对我和弗丽达结婚抱什么态度。还想再求什么，这就要看我们谈话的进展如何才能决定了。”[1]94他最终似乎只有一个愿望――“我是到这里来长住的。”当弗丽达提出两人一起去法国或西班牙生活、离开城堡时，K先是断然拒绝：“我来到这儿，是想在这儿待下来的。我得在这儿待着。”接着又自言自语般地说了这么一句自相矛盾的话：“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诱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的呢，难道就只是为了想在这儿待下来吗？”
最后，K.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留在村子里，要千方百计地见一见克拉姆。在《城堡》的删节中，K.认识到这场与城堡的对抗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我不是在跟别人斗争，而是在跟自己斗争。”但卡夫卡修订《城堡》时，删去了这些表现出K.知晓自我动机的语句[4]46。行动动机的模糊或丧失意味着K.失去了自我的身份，连同“K”这个符号也在暗示人物性格的衰减和消亡。
K.作为一个“异乡人”，为自我身份的确证、为获得在村子中的合法地位而苦苦努力，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多余而无用的，但K.拒绝屈从于周围人的意识和必然性的规定，坚持个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追求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独立的人。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将生命的意义掌握在自我手中，而是在先在与既定中寻求，希望自己能得到神秘莫测的“城堡”的认可，能被纳入“城堡”所象征的秩序体系中，是在祈求他人给予自我以合法性。这一目标显然陷入了主体自我确立的自由本质与专断的秩序体系的矛盾之中，所以最终K.殚精竭虑也未能进入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