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对汉代官文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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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具有才学、个性突出的帝王，汉武帝亲自参与汉代官文书的写作，对汉代官文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下，汉代国力逐渐强盛，官文书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具有了时代的特色。官文书多引经传以阐义的现象在汉武帝时才有，且官文书文风的转变也与汉武帝相关。
关键词： 汉武帝 汉代 官文书 文风
众所周知，汉武帝推崇儒家学说，所任官吏也大多是儒学之士，汉代官文书作为行政文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学之风的影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后，汉武帝时期国力蒸蒸日上，西汉王朝走上鼎盛繁荣，汉武帝政治、军事上的豪迈之风也渗透在了官文书之中，成就了汉代官文书的特色。
一、汉武帝与汉代官文书
汉武帝要求臣子们在撰制文书时借用儒家经义来阐发所奏陈之事。《赐严助书》中武帝责问会稽太守严助为何长期不上奏章报告情况，说他“久不闻问”，并要求他“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中记载，严助上书谢罪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奏文便是引用了《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以及《公羊传》的解释来回答武帝之责问。
除了有所规定外，汉武帝自己也参与到官文书的写作中，根据“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①所述，句中的“草”即是汉武帝自己写的官文书草稿，因淮南王文辞出众，故而汉武帝交予司马相如加以润色，可见汉武帝不仅重视，还亲自参与。
此外，汉武帝在撰作诏令文书时对儒家经传的引述借用是身体力行的。根据《全汉文・汉武帝》收录的官文书90篇，不管是以求贤为内容的制书，还是以封赏为目的的诏书，又或是其他的官文书，借用儒家经传的现象屡见不鲜。据统计，其中有14篇有所引用，共出现20次，频现于以封赏、求贤、祭祀、巡行内容的官文书，如《益封卫青诏》中“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引自《诗经・小雅・出车》，描绘了兵车战马众多的强大战斗力，去往城池作战的高昂气势，对于卫青领兵击败匈奴的功绩，汉武帝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又如《元光元年策贤良制》中“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出自《诗经・小雅・小明》，提醒君子不要贪图安逸，而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本职;文中“善言天者必有沼谌耍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则是出自《荀子・性恶篇》，借用经典之说以鼓励有才之士致力朝廷。其他如《遣谒者巡行天下诏》引《诗经・小雅・正月》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郊祠泰畴诏》引《古逸诗》中“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及《周易》中“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诏封皇子制》中引用《春秋》中周朝分封诸侯、姬姓并列的事例……
汉武帝对官文书作出的要求和在官文书方面的身体力行，毫无疑问地对汉代官文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汉武帝对汉代官文书的影响
1.形成了引经据典的官文书特点
从汉武帝时起，诏令章奏多引经据典，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序》中说汉代“君之诏旨，臣之奏章，无不先引经义”。据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对《汉书》诸帝纪引用经传语辞的诏书所作的统计，在此类共有25件的诏书中，引用《尚书》15次（包括同一诏书里多次引用），《诗经》（包括逸《诗》）11次，《周易》2次，《论语》8次，合计在25件诏书中引经传36次之多。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汉武帝之前只有汉文帝在《除肉刑诏》中引用过一次，“《诗》曰：‘悌弟君子，民之父母’”②，但从汉武帝时起，帝王诏令引用儒家经典已成为普遍现象。
汉武帝所作官文书中引经据典的现象上文已有论述，所引儒家经典的出处包括《论语》、《尚书》、《周易》、《春秋》等。汉武帝之后，汉代官文书沿袭了这一特点。汉宣帝同武帝一样，常爱援引经典，据统计，西汉诏书共计引经36次，其中武帝5次、宣帝7次，他们借助儒经，使诏书布达政令取信于臣民，同时起到教化万民的作用。如在《举孝弟诏》中借引《论语・学而》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来突出孝悌的重要性，为“仁”之根本，借以加强举孝廉这一旨意的说服力。此外，《尚书・康诏》中的“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诗・小雅・伐木》中的“民之失德，乾糇以愆”等引用在汉宣帝时期的官文书中也可以看到。汉元帝“少而好儒”，更是重用儒生，《经学历史》中皮锡瑞说，元帝以后进入“经学的极盛时代”③。元帝、成帝及以后的皇通晓儒学，熟悉典籍，从元帝、成帝时起“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④。根据《全汉文》收录的汉元帝的49篇官文书中，援引儒经的次数达到11次，汉成帝的50篇官文书中，援引儒经共计21次，哀帝、平帝期间引用的现象也不少见，而后东汉时期几乎每位皇帝在位，直到灵帝、桓帝，引经据典的现象在他们的官文书中都有所体现。
除了皇帝引经据典外，汉武帝以后，朝堂之臣多为儒士，在上奏皇帝的官文书中他们常喜欢借用经传语句来论述自己的主张或是建议。在他们的官文书中，引经据典的现象不可胜数。在东方朔的《临终谏天子》中，“诗云：‘营营青蝇，止於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全文共34个字，但他借用《诗经・小雅・青蝇》中的话，希望汉武帝能远离小人，不要听信谗言。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中也提到，班超在年老时上疏请求回到中原，在疏中他说“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狐死首丘”和“代马依风”分别借用了《礼记・檀弓上》和《韩诗外传》中的典故，表现了他迫切归乡的心情，增加了说服力。⑤从汉武帝后，汉代官文书体现出了引经据典、托经立意的特点。
2.促进了官文书风格的转变
汉武帝之前的汉高祖、文景两帝时期，官文书风格总体呈现出尚简求真、朴实畅达的特点，而汉武帝时期起，官文书的文风转向典雅博奥、豪迈恢弘，发展至东汉时期，官文书过度追求华美藻饰而趋向了华而不实。
汉代皇帝求贤若渴，所作官文书中以求贤为内容的并不少见，下面将以此为代表窥探汉武帝时官文书和之前的不同风格，以此分析汉武帝对官文书文风的影响。汉高祖在十一年时所作《求贤诏》如下：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⑥
这篇求贤诏文辞简单，语意明了，没有大段的议论，而是直切主题，希望贤能之士能够帮助他共同治理天下，成就霸业。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所作《策贤良文学诏》曰：“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⑦这封求贤诏书中的语言质朴谦和，鼓励贤才正言直论。在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颁布的《重廉士诏》中，开篇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才之心：“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⑧
上奏皇帝的官文书同样呈现出尚简的文风。如贾谊在《上疏陈政事》开篇写道：“臣窃惟事执，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⑨虽有纵横气势，却能直接揭示大义，体现着真、简、美。汉初官文书简明求真、朴实畅达的特点与皇帝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推崇尚真倡简的黄老之学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纳贤才，以《策贤良制》作为策问总纲。这里选取其中的一段以作分析：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v，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⑩
这段文字中，武帝首先陈述了五帝三王通过风俗教化治理国家，因而天下安定，各种祥瑞之象层出不穷。而后感慨自己“夙兴夜寐”，力求效法，但却不知如何才能达到前圣的境界。武帝不停地探问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弘扬先帝宏业美德，才能使德泽洋溢，普及到所有的生命。成就宏业的豪迈之风渗透在行文之中，形成了汉武帝时期官文书的特点。且文中充分运用成康之治的儒学典故，化用《诗经》中的语言，真挚地表达了能够得到贤才为国家兴业出谋划策的期盼。儒学典故、经传语句的应用，与汉武帝推崇儒家学说密不可分，汉武帝自身的博学多才也使汉武帝时期的官文书呈现出典雅博奥的特点。再看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的《求贤诏》：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y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汉武帝此篇虽然只用了68个字，但开篇就气势豪迈。文中巧用“驾马”来表现武帝对人才的独到认识，他认为“非常之功”的成就在于要善于任用人才。和汉初的求贤不同的是，汉武帝在求贤时用语气势宏大，求贤之事成了上对下施加的命令，透露出帝王的霸气。
汉武帝时国力日渐强盛，大一统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大的文化背景，出现了一批公文大家，如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主父偃、公孙弘、刘向、扬雄等。这些公文大家虽在写作上各有特色，但却有着共同的时代特点，即辞采华美、多用铺陈、气势恢弘。其中东方朔一篇上书达十万余字，汉武帝大加赞美，这无疑助长了公文恢弘繁冗之风。到了东汉时期，官文书开始一味追求华美藻饰，过度注重形式美，而忽略了其实际内容。
如本文所述，正因为汉武帝的参与示范，汉代官文书引经据典的现象增多，一改汉初尚简朴实之风而呈现出典雅博奥、豪迈恢弘的特点。《文心雕龙・诏策》中也写到：“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诫渊雅，垂范后代。”？？？验证了汉武帝对汉代官文书的影响。
注释：
①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0.
②班固.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930.
③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41.
④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67.
⑤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90.
⑥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
⑦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
⑧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
⑨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4.
⑩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3，24.
参考文献：
[1]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2]严可均.全汉文[M].商务印书馆，1999.
[3]皮锡瑞.经学历史[M].中华书局，1963.
[4]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