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厂房和文艺青年,谁拯救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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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98艺术区成为北京都市文化的地标之后，不少城市都开始渴望拥有自己的“文创园区”。
城市开始考虑如何变“酷”，首先想到的就是抓住文艺青年―老厂房翻新，旧车间变画廊，涂鸦覆盖了砖墙上的煤灰，废弃的大烟囱成为工业时代的象征品，背着相机、画架的年轻人就来了。
突然流行起来的“文创园区”至今还没有一个清晰定义。
根据发起人的不同，散布在各个中国城市中的文创园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艺术家自发聚集并改造出来的，比如北京798和上海M50。这些园区的名气因为艺术家的集聚效应越来越大，虽然后期政府和企业也开始介入规划管理，但原始的艺术气息仍有所保留。
另一类则在一开始就在政府的主导下选址创园，并由企业投资管理。像深圳的华侨城OCT创意园、成都的东郊记忆、武汉的汉阳造等都属于此类。它们在建立之初就有规范的管理，但艺术氛围通常都需要依靠后期的培育。
M50和8号桥是在上海常常被提起的两个文创园区，除去其共有的“老厂房前身”之外，二者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模样。
苏州河南岸的M50，涂鸦沿莫干山路延伸到入口，园区内的建筑大都保留了纺织厂的痕迹―暴露在外面的钢管锈迹斑斑，画廊入口即是仓库的大铁门，一尊彩色的塑像记录了特定年代的艺术使命。
Rosaleen Rhee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在读音乐学博士，2015年夏天，她参加了“UCLA都市人文学计划”在上海开展的实地项目。因为对旧厂房有着浓厚的兴趣，Rosaleen Rhee和她的团队选择了M50作为研究地点之一。
“M50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保留了丰富的历史痕迹”，Rhee说，她也去过上海周边一些博物馆，但觉得这些地方不如M50的生活气息浓厚―园区内都是狭窄的走廊，孩子们会在老厂房之间的空地上玩耍，周边居住的艺术家和普通市民也与M50保持着密切互动。“它也不像798那么商业化。”Rosaleen Rhee说。
商业化，是文创园区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题。
随着知名度的增加，M50的门口也挂上了“3A级景点”的标牌，它的服务人群从创意行业工作者、艺术家扩大到成群而来的外来游客。
CAC画廊是第一批进驻M50的商户，按照画廊工作人员的回忆，“最初还没有具体成形，后来慢慢有其他画廊一起过来，才形成一个氛围开始做成艺术园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商业化当然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人们慢慢开始对当代艺术产生兴趣，去了解它。”
游客越来越多，餐饮企业逐步进驻文创园区―美食数据可以部分反映一个园区的商业化程度。在“吃”这个问题上，成都人和重庆人有着天生的热情，画廊和剧院的周边少不了火锅店和烧烤摊。
上海8号桥却是另外一种生态。这个12年前开发的文创园区一直保持着95%以上的满租率，入驻商户的占比维持在15%到20%之间，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8号桥最初的定位并非供人参观游览。
2003年，当时还叫时尚生活中心集团的启客集团正在为自己寻找办公室，想要把1970年代建造的原上海汽车制动器厂的老厂房改建成办公空间。 对文创园区来说，更多的创意和文化氛围来自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
启客集团将当时的想法称为“生态型办公园区”。按照启客集团副总经理潘梦薇的说法，8号桥区别于传统的甲级写字楼的特点是，在原有的工业建筑改造时，预留公共空间的面积，使租户之间有更多交流机会，产业之间也能联动起来。在自用之外，启客开始将更多的办公空间对外出租。
在潘梦薇看来，类似“创意园区”“文创园区”这些称呼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它们更多是创意行业的一个生态办公区。
2004年，上海市挂牌了第一批18家创意产业聚集区，8号桥即在此列。8号桥一期建成之后，类似的项目迅速在上海多了起来。到2006年年底，第三批和第四批授牌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多达80余家。
与艺术家自发聚集的文创园区不同，启客集团在8号桥的运营商会明显更看重商业回报。
在招租时，除了考虑到租户装修风格的统一性之外，启客还会从影响力、企业成长性方面做综合考量。它会用一张详细的打分表评估面试，只有达到设定的分数的公司才能进驻。
经过11年的运营，8号桥的租金从2004年的3元/平方米/天翻了一倍多，达到了6至7元/平方米/天―这个价格已经接近一些甲级写字楼的租金。
虽然由艺术家们自发组织的园区并没有太多系统性的经营和商业回报规划，但凭借“创意”的噱头，近几年的租金也持续上涨。
甚至在一些园区，飞涨的租金已经成为身处文创园区的艺术创作者最大的困难，许多艺术家选择逃离。M50的许多工作室已经搬到了楼上，面朝主干道的大多是向公众开放的商业画廊。
在北京798，被“过度消费”的艺术已经遭到不少批判，但这更像个悖论―人们一方面越来越怀念被破坏的艺术原生态；另一方面，商业化带来的知名度提升又让它作为成功的范本被复制。
在复制文创园区的大潮中，城市氛围是决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上海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氛围比较浓厚。”启客集团项目发展副总经理陈汉卿说。除了上海，启客集团也在南京、杭州、昆明、重庆等城市做过类似的文创项目。“相比上海，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多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没有这么多海归的人回来做这些文化创意产业。”陈汉卿说。
而更多的创意和文化氛围来自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对于一个文创园区来说，成为更多文化和创意活动的场地和空间提供方，是让自己变得活跃起来的最佳方式之一。
《第一财经周刊》挑选了10个分布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文创园区，统计了2015年以来豆瓣同城上的活动数据。其中，北京的798艺术区以274场活动遥遥领先，位列第一；成都的东郊记忆则以124场活动紧随其 后。
如果将展览活动看做定义文创园区符号之一，可以发现北京798的展览数量占据了总和的一大半。广州红砖厂和成都东郊记忆以音乐演出为主导定位。成都东郊记忆最初名叫成都东区音乐公园，从正式开放到现在仅4年，如今酒吧餐厅林立，以124场活动高居新一线城市榜首。
成都以外，新一线城市中很难再找到一个成熟的文创园区代表。比如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创意园区遍布城市各处，loft49只是其中一例，规模不大，也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南京晨光集团和政府共同运营的南京1865创意园前身为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比起夫子庙、总统府等耳熟能详的热门景点，依然是个小众的地方。
而那些原生“艺术根据地”的生存状态则更加岌岌可危。
重庆黄桷坪是一条涂鸦艺术街，依靠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氛围，黄桷坪已经成为画家和展览的聚集地，但影响力也仅仅限于美术圈。
昆明创库曾是一片艺术家自发聚集的废弃厂房，历史比北京798还长。然而，规范管理的缺失和整个城市大环境的不足让这片艺术土壤渐走颓势。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创库仍然徘徊在自生自灭的边缘。
Rosaleen Rhee在研究报告《即兴的M50》中提到，“从老厂房到创意园区的复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然而在中国，文创园区能否称得上是复兴仍未可知。
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几处废弃的老厂房，但并不是每个城市都一定可以将它们变废为宝。复制北京798绝非易事，或许在追赶潮流之前，先问问城市要什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