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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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每个人都会思考和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迫切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幸福吗？影响老年人幸福的因素是什么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课题。因此，探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有利于认识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1.主观幸福感的涵义
西方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Arkoff（1968）将幸福感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将幸福感定义为一种知足、满足、安心、安详的状态。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快乐、充实、意义三者的结合（Positive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彭文会，黄希庭 ，2013）。而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则认为，一个人想要达到蓬勃人生，就必须有足够的PERMA（Positive emotion、Engagement、Relationships、Meaning and Purpose和Accomplishment），即积极情感、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幸福人生的5个元素（Seligman M E P ，2012）。中国学者认为，幸福感是个体拥有更多的正性情绪和更少的负性情绪，以及满意的整体生活质量（黄桂姣，2011）。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研究主题。它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其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认知评价和情绪。其中，认知评价主要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看法和满意程度；情绪又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刘仁刚，1998）。
主观幸福感与快乐不同。快乐是一种暂时性的体验到幸福的，而主观幸福感则是一种整体的体验，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它是个体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对现在的考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判断后得出的总体生活状态的判断。并不是在某个短暂时间里的即时体验（Raibley J R，2012）。
2.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运用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证明了经济、健康、人格、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经济情况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前期的研究结论显示，收入水平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呈正性相关。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研究表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少（黄立清，邢占军，2005）。
Bowling（1991）等用LSR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只有健康状况会影响85岁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Bowling A，Browne PD，1991）。项曼君等专家的调查表明，健康自评是影响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大的因素（孙鹃娟，2008）。这里的健康状况是通过自我评定得来的。
Cohen提出了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两种模型：主效应模型（为个体日常生活提供愉悦和不孤独感）和缓冲器模型（在特殊时期为个体提供精神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余鹏 ，2005）。
DeNeve（1999）的研究发现人格的很多维度，如：开朗、乐观等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着影响。 不同人格维度对幸福感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影响力，多种因素通过人格影响幸福感（刘仁刚，龚耀先，2000）。
锚定点理论认为幸福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Lykken D，Tellegen A，1996）。明尼苏达的双生子研究发现也证明了这一观点（Diener E，Oish S & etal，2003）。比较理论认为，三种形式的比较：个体与其他个体的比较、个体与过去自己的比较、个体与理想中的自己的比较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王燕，2007）。
此外，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也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黄立清，2005；苗元江，2004）。
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
根据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心理学研究者们编制了很多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有效工具。
Adams针对老年人而编制了生命满足感指标（LSI-A）量表 （Adams，D. L，1969）。Neugarten制定了一个只有20个条目的自评式生活满意感评定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A（LSI-A），以弥补运用其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进行调查需要深度访谈的不足（刘仁刚，1998；Neugarten B L，Havighurst R J & etal，1961）。除了以上专门为老年人制定的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外，还有一些信度、效度较好的量表也适用于对老年人进行的主观幸福感调查。
我国研究者也编制了不少具有本土特色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国人幸福感量表》由陆洛编制。他认为快乐不等于幸福，幸福还应该包括个体通过自身潜能的发挥，达到自我实现的积极状态 （Lu Luo，2000）。《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由邢占军（2002）编制。该量表共有十个维度，54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综合幸福问卷》（MHQ）由苗元江（2003）编制。该问卷共有十个维度，51个项目，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验与实现的统一、享受和发展的统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由陈媛婷、吴继霞（2015）编制。该问卷共有四个维度，19个项目。这些问卷的编制为进行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查奠定了基础。
4.苏州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本研究选择了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苏州，同时它也是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苏州。2014年9月12日《苏州城市商报》报道，苏州比全国早步入老龄化社会，苏州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快，每4人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因此，调查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了解苏州老年人的幸福现状，重点分析苏州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学历、退休月收入、户籍和等人口统计学资料，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特点。对其研究的结果，在全国将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4.1 研究方法
4.1.1调查对象
问卷的填写者为苏州园区及姑苏区60岁以上老人，共发放问卷174份，回收145份，回收率为83.3%；其中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为95.2%。138个样本的人口学资料见表1：
4.1.2 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陈媛婷，吴继霞，2015），共有“健康身体的保持”、“业余生活”、“心态和人际关系”及“精神生活”四个维度，19道题目， 5点计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主要涉及被试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个人月收入等基本信息。
4.1.3 深度访谈法
在问卷调查中，研究者因为与老年人沟通的需要，也对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便将访谈收集到的资料对调查结果进行补充解释。
4.2 调查结果
4.2.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总分以及各个维度的总分进行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老年人幸福感总问卷题目的平均得分为3.73分（理论分值为3分）。总体而言，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2）四个维度中，心态和人际关系这一维度的题平均分最高且标准差最低。表明苏州老年人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状况普遍较好。（3）总问卷的四个维度中，健康身体的保持、业余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三个维度的题均分比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题均分要高很多。
4.2.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不同年龄层的多重比较
在此次的调查中，60―69岁组被试者最多，有110人，80―89岁组被试者最少，只有5人。运用多重比较，探讨不同年龄组被试在总问卷及问卷各个维度上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3）显示，在总问卷的得分上，60―69岁组老人显著高于80―89岁组老人。另外，在“业余生活”维度上，60―69岁组老人的得分也显著高于80-89组的老年人。
4.2.3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多重比较
运用多重比较，探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结果（见表4）显示，月收入范围在0―2000元的老年人在“业余生活”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月收入在2001―4000元的老年人。不同月收入水平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总问卷得分以及问卷其余三个维度得分上无显著性差异。
4.2.4 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探讨中，本研究运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由统计结果（见表5）可以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单独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而在总问卷的其他三个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4.2.5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户籍因素的影响
对是否是苏州本地人这一变量将被试分为户籍为“苏州”、“其他”两组，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见表6），在“健康身体的保持”这一维度上，苏州户籍老年人比其他地区户籍老年人得分高，且差异显著。在“心态和人际关系”维度上，其他地区户籍老年人的得分远低于苏州户籍的老年人。两个户籍分组在总问卷得分和其他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4.2.6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及有无差异不显著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试中有男性53名，女性82名，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男性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表略），男性和女性在总问卷以及问卷的各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同样，有无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和问卷的四个维度的得分上，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5.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5.1 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良好，精神生活有待提高
苏州是一个宜居城市，人口密度高而不密，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并非难事。在此次调查中，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分达到70.78分（总分为95分）。这组数据说明苏州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良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比较幸福或者是老年人由于社会赞许等原因而对主观幸福感的故意正向回答（刘萃侠，肖健等，2003）。
从表2的描述性结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被调查对象在“精神生活”维度上得分远低于其他三个维度的得分。对于这一点，研究者认为，幸福感和人的需要一样是分层次的，问卷的前三个维度主要解释了基本生存性的幸福感现状，而最后“精神生活”维度则解释了人在有了较高的生存幸福感后对发展性幸福感的追求现状。
鉴于调查结果，研究者认为，苏州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除了维持现在的良好状态，苏州城市老年人还应着重提高发展性幸福感――“精神生活”维度。这样才有利于维持和稳定总体幸福感。
5.2 低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于高龄老人，保持良好心态很重要
在探究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现（表3），60―69岁组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业余生活”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80―89岁组的老年人。即低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于高龄老人。此与许佳明（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体力和脑力无法保证丰富的日常活动的需要，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季节变化和消化功能的衰退等还会带来偶尔的身体健康问题。总之，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很多不利于提高和维持幸福感的因素将会凸显出来。老年人除了坚持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外，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拥有一个豁达的心胸，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5.3 子女的发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子女要做好自己
在对月收入水平的多重比较中发现（表4），除了“业余生活”维度，各组被试者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苏州为老年人提供了各项社会福利，保证其基本生活。正如任杰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在研究者进行调查时，对几位没有退休工资或退休工资只有不到500元的老人进行过简短的询问，得知很多老人虽然自己并无经济来源，但是他们的子女会提供不错的物质支持。
相反，一些经济收入较好的老年人，其子女的发展并不好，有时，年迈的父母还需要给子女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资助。这会极大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且还会令老年人长期为子女担忧。因此，作为子女做好自己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安慰，也是增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良方。
5.4是否与子女同住也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关系融洽最重要
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问卷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得知（表5），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对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时，有一部分老年人表达自己虽然不与子女同住，但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与子女关系融洽彼此心中装着对方。也许不与子女同住这样的养老方式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没有显现出来。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可以有更多诉说的途径，得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这对提高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帮助（方桂珍，张仁，2012）。所以，和子女同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一切最为关键的是亲子关系融洽。
5.5本地户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新迁徙的老年人，社区工作可以有作为
苏州是一个很受外地人喜欢的城市，很多老年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苏州定居。在户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中发现（表6），在 “健康身体的保持”和“心态和人际关系”的得分上，其他地区户籍的老年人显著低于苏州户籍的老年人。有研究表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普遍较低（张文宏，雷开春，2008）。与外地户籍居民相比，本地户籍的居民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他们的心理状态比较稳定，没有面对陌生环境的压力，也有着较为成熟、稳定的人际交往圈（吴捷，2008）。因此，未来在加强社区工作的建设中，如何为新迁徙的老年人尽快融入和适应第二故乡提供机会，为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出谋划策。
另外，本研究关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普遍的认知一致，性别并没有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唐丹，邹君等，2006）。最后，本研究关于有无的老年人差异不显著。而王武林（2012）的研究发现，有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无的老年人。本研究未发现类似的结果，可能是样本量不足的原因。
6 .结论
对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中发现，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指数较高，在“精神生活”维度上还有待提高。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进行差异分析发现，苏州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指数在性别、收入水平、户籍和变量上无显著性差异；在年龄层和是否与子女同住变量上有显著性差异。问卷各维度中，“业余生活”维度在不同的年龄层和不同的月收入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中，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得分高于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达到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5）；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在“健康身体的保持”和“心态和人际关系”维度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户籍的老人。为此，本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本研究的局限：对老年人进行调查比较困难而且耗时费力，样本量偏小。因此，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整个苏州地区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
参考文献：
陈媛婷，吴继霞.（2015）. 苏州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社区心理学研究（第1辑）。
方桂珍，张仁.（2012）.社区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31（8）：716-719.
黄桂姣. （2011）.生存型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确立及量表编制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黄立清，邢占军. （2005）.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3：29-32.
刘萃侠，肖健，耿晓峰.（200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果的正向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浅析. 中国老年学杂志，23（4）：204-206.
刘仁刚，龚耀先.（1998）.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概述.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6（3）：191-194.
刘仁刚，龚耀先.（2000）.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8（2）：73-78.
苗元江.（2003）.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D].南京师范大学：1
苗元江.（2004）.影响幸福感的诸因素.社会阅览，4：21-23.
彭文会，黄希庭.（2013）. 美德幸福观： 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话题.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39（4）.
任杰，金志成，杨秋娟.（2010）.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元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119-121.
孙鹃娟.（2008）.北京市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老年学杂志， 28（3）： 308-310.
唐丹，邹君，申继亮等.（2006）.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3）：160-162.
吴捷.（2008）.老年人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科学，31（4）：984-986.
王武林.（2012）.中国老年人的与主观幸福感. 中国老年学杂志，32（012）：2569-2572.
王燕.（2007）.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9-12
许加明.（2009）.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老年学杂志，29（24）：3241-3243.
邢占军.（2002）.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3：151-189.
余鹏. （2005）.大学生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1：43-44.
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学研究，5：117-141.
Adams，D. L. （1969）.Analysis of a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Journal of Gerontology，24，470-474.
Arkoff A. （1968）.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M]. New York： McGraw-Hill.
Bowling A，Browne PD. （1991）.Social networks，health，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London. J Gerontol，46：S20C32.
Diener E，Oishi S，Lucas R E. （2003）.Personality， culture，and subjective well-being：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4（1）：403-425.
DeNeve K M. （1999）.Happy as an extraverted clam？The role of personality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8（5）： 141-144.
Lykken D，Tellegen A. （1996）. 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 phenomen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7（3）：186-189.
Lu Luo. （2000）.Gender and conjugal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140）：132-142.
Neugarten B L，Havighurst R J，Tobin S S. （1961）. The measur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Raibley J R. （2012）.Happiness is not well-being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13（6）：1105-1129.
Seligman M E P. （2012）.Flourish：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M]. Simon and Schu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