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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非常擅长把人逼进绝路。
章子怡一直耿耿于怀于李安那个迟迟才来到的拥抱。在拍《卧虎藏龙》六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收工的时候,李安都会拥抱周润发、杨紫琼,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然而他从未拥抱过章子怡,哪怕章子怡每天结束后都会等待十几分钟,也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个肯定。一直到整个片子拍摄结束,她才获得了那个拥抱――这个故事,章子怡说了又说,在前不久的多伦多电影节上,她说起来还是会掉眼泪。她说,李安像《少年派》里的那个老虎,让她又爱又怕。
但这就是李安的方法。李安和侯孝贤是两类导演。侯孝贤说,“电影这个行业没有什么了不起,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因此而折杀了人”,为此他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电影,工作人员经常是路边捡来的,他也几乎从不逼迫演员,甚至不和演员说戏。舒淇害怕吊威亚,他就取消了很多从高处跳下的镜头。但李安不是,李安是电影的狂教徒与传教士――他需要他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在那一刻,把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电影,自身反而无足轻重。
“章子怡不重要,我也不重要,玉娇龙很重要”――这位学生时代就开始琢磨表演理论的导演,这样理解电影、导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他理解电影是依附色相而存在的,演员便是这层色相,观众需要看到演员,才能找到自己的投射。
除了电影,李安的人生里没有其他出路。他给其他工作人员同样的逼迫感――“我会给人家压力,那个压力不是说我脾气不好,或者怎么样。我想不是,只是我常常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我就自己照那个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很怕让我失望,那种压力我常常自己不感觉,可是我会听到一些反映,也是挺折磨人的”。
他严苛地挑选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除了技术上不错,他还需要他们对电影本身抱有巨大的热爱。他在挑人的时候,不会挑那些只讲自己专业的人,摄影的就天天讲摄影,美术的就天天讲美术,这种人他觉得非常无聊。他希望他们跟他谈电影,谈人生,谈文学,谈什么都比谈他们的摄影好。
由此,他筛选出那些潜在的教徒――然后开始传教。他说:“你要把你的创意清晰地讲出来――除了演员,演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你需要迷惑他。但是对于工作人员,你需要非常清晰地讲出来,这个清晰度是很奇怪的,我拍《理智与情感》的时候,英文句子都讲不全,可是我能把它讲清楚。”
身在其中的时候,李安很少能注意到工作人员身上的压力,“我太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了,除非他让我知道我才会知道,通常我不太去想这些事情。”而就算知道了Ψ降难沽Γ李安也并不选择安抚,“他不爆发我就会继续做。”
Good enough is never good enough,李安知道这句话并不符合美国文化,很难开口,但他还是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说了,说得诚心诚意,然后开始提各种要求,“电脑不能做,就做新的电脑,没有放映机,就去解决放映机的问题”,在他的“不知民间疾苦”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做了一年多的后期,李安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这部电影时,“我觉得它就是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