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摆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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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文学是一面可以让人恣意倚靠的墙，尤其是对于一个家境贫困的孩子来说。从小母亲就病逝的我，是在年迈的父亲艰难支撑下一路跌跌撞撞走上求学之路的。父亲靠养几头黄牛下崽卖钱供我念书。而我在发奋苦读之余，还不知天高地厚地执著追求心中那灿烂的文学梦。我不停地写，并不停地投稿。终于，当我带着满身的寒酸味走进大学教室的时候，我的文章开始在那个风大的城市的一个文学刊物上陆续露面。而也就是在我不停地往那个杂志社来回跑去投送稿件期间，一个对于我来说是极好解决生活拮据难题的机会降临了。

“你能在你们学校里帮我们发行一下这本刊物吗?”说话的是一位脸上永远都写满真诚与笑容的女编辑老师，“帮我们扩大一下刊物的读者面，我们给你优厚的发行费。”也许是对编辑部有一种感激之情。更多的是我一直想找个挣钱的机会减轻父亲的负担。一听这话，我毫不犹豫就答应说没有问题。

那天离开编辑部时，我一口气提走了200本新期刊，两大捆，左右手各提一捆。出门后，挤上了公交车回到学校。当我气喘吁吁地把两捆杂志提进宿舍时。舍友们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我一边迅速地把两捆书往床位下塞，一边解释说：“是杂志社让我帮发行的刊物。”“哦，那就是推销了吧?让我们看看。”大家都好奇地围上来，我以为舍友要买，高兴地拖出一捆打开，可舍友们把书拿在手中翻看了一会，便一个接一个把书放回到原处，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宿舍。我只好垂头丧气地重新把书整理好后放回到床底下。

后来一连几天，我虽然都没有去动那两捆杂志，心中却一直在挂念着。终于，一天晚饭后，校园里广播正放着好听的轻音乐，这个时间正是同学们呆在宿舍里休闲的时刻。经过一阵思想斗争后，我鼓足勇气抱着厚厚的一摞杂志，开始选择女生楼进行“推销”。我敲开了第一间宿舍，满脸涨得通红，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你们……要杂志吗?多看书，总比闲着……打发时间好……”“是什么书?”几个女生围上来，“是我们本土的一本文学期刊。”趁女生们翻看的时间，我平息了紧张窘迫的心情，开始了对刊物内容的介绍：“上面的文章大多是我们本地作家的作品，你们看看，很亲切的。对了，你们还可以学着写文章投稿呢……”“我买一本!”“我也买一本!”……事情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宿舍的五个女生，竟然人手都买了一本。“谢谢你们的支持!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初战告捷的我恢复了平时能吹能侃的模样，俨然成了一个老练的商品推销员。

那天下午，我多次返回宿舍里搬运床底下的“存货”，并跑了一层又一层楼，敲开了一间又一间宿舍。在晚自习铃声响起的时候，竟把200本书全推销出去了。按照杂志社给我的每本8毛钱的“发行费”，我一下午就有了160元的收入。我掩饰不住内心阵阵的喜悦，一边数钱，一边乐得几乎笑出声来。

假期很快就到来。一心想勤工俭学的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了守校的差事。白天做一些铲除杂草、打扫校园卫生之类的事情，晚上巡查校园的安全，每天有20元的“劳务报酬”。恰好，那位心地善良的女编辑老师打电话到门卫值班室找我，说是编辑部要装修和调整办公室，有很多过期的刊物包括杂志社多年来积攒的其他旧期刊要处理。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卖废纸还不如关照我去“卖一卖”。我兴冲冲地赶到编辑部。当她打开那间屋子的门，只见满屋子都是书，足有近万册吧，大多是《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期刊。我欣喜若狂，因为里面有不少就是我自己想收存的书。“这些书由你去处理吧，你看看大概可以给杂志社多少钱?”我认真估算了一下，说：“5000元左右吧。”“那么，你给3000元就得了。”我高兴极了，小颠步地跑出去买了两大卷塑料编扎带，用了一早上的时间，才把那些书分类捆扎整理完。我又到街头去叫了三辆人力平板车，以每车30元的运费把书从杂志社往学校里运。每辆平板车都堆得像小山似的，一路上，行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们。在征得假期值班老师的同意后，我把书堆放到试验楼下一个闲置的车库里。

正当我盘算着这么一屋子的书“推销”出去可以赚上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却有些不妙。当我再一次进到车库时，发现地面和书堆上有很多老鼠在上窜下跳，有些书已经被咬得伤痕累累。我心疼得不行，意识到应该尽快地把这些书处理掉。经过一番思量，我决定以化零为整的方式进行处理：摆一个地摊，任意挑10本书为一沓，以每沓6至7元钱买出去。

主意已定，我便用平日推拉杂草的小推车把几捆书搬运到校园门口的大街边。因为是假期，学校里的同学也都回家了，再加上经过前段时间“推销”的锻炼，此时的我也没有太多难为情的心理。我麻利地铺开一张塑料布，很快地就把书摊摆好。不一会，有不少人围了上来，可大家蹲着翻看的人多，买的人很少。偶尔有人买，却只愿意每10本书给5元钱，我很无奈但也只得答应。正当我为好不容易卖出一沓书而庆幸时，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呼啦啦地席卷着泥沙和落叶，蛮横得几乎想把天上的太阳都吹落下来，这座城市原本就是以风大而出名的啊。霎时间，我地摊上的书被刮得稀里哗啦的，东飞一本，西撒一本，遍地都是，有些书连封面与内页都被吹分家了。我一下子慌了神，忙不迭地四处跑去拣那些刮走的书，还又拾来一些石头压住地摊上的书。狼狈不堪的我一边拣书，一边为无奈的处境感到无尽的伤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凄凉感从心中升起，被风沙迷住的双眼差点就掉下眼泪来了。

就在那阵风刮过的时候，有一群人站到了我的面前。他们跟我打招呼，我才看清原来是一群老家来的中小学老师，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他们是利用假期到城里来进修提高学历、或是来参加履职晋级培训的，进修的地方就在我们隔壁不远的一个学校，见是家乡的老师，我的脸倏地一下又出现了初次卖书时的红，浑身变得十分不自在起来，连跟他们打招呼的音调都变了。可他们丝毫不在意我的不自在，而是不停地夸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可是太好了，我们经常念给学生听呢!”大家一边蹲下来认真的翻地上的书，一边不时的发出“哦，好书啊!”的惊叹。“多少一本?”他们问。“我是帮杂志社卖的……5块钱10本，”我有些害羞地说，“你们看上喜欢的就只管拿吧，不要钱的。”“那咋行呢，其他书摊人家可是卖一块一本呢。”说话的功夫，一群人几乎把我地摊上的书都抱在了怀中，一个个开始递钱过来。我有些慌乱，坚持不接他们的钱，可是他们都硬塞给我，说这都是他们喜欢的书，还不停地说十分感谢我给他们提供了买这些好书的机会。我在半推半就中接过钱，又试探地加了一句话：“我还有一些书呢，你们还想要吗?”“当然要了。”他们相互看看后，一致表示还要跟我去挑选一些。我很高兴地带他们来到校园的车库里，任他们尽情地挑选。走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提了一大摞。出校门时，有人说，他们回去问问其他一块进修的同学，如果有人想买书就介绍他们来找我。第二天，果然又来了一拨人，他们都纷纷选走了好多书。就这样，隔三岔五的。总有几个人来买我的书。很快的，书便卖得差不多了，而手中的钱，也将近有5000元。新学期开始时，我除了交清杂志社的书款，还把学费也交了。

许多年后的一天，在省城有一份不错工作的我意气风发地回到了故乡的县城，并在一位交情甚好的朋友家落脚小聚。他曾是当年买过我的书的乡村小学教师，如今已改行进了县政府工作。酒后，我无意间走进他的书房，只见书架上全是一排又一排的《当代》、《收获》、《钟山》、《芙蓉》等文学期刊，凭着那难以磨灭的记忆，我立即发现这些发黄的期刊都是当年我摆地摊时卖出的。只是，记忆中他好像没有买这么多啊。我有些困惑，把他请进书房来，追问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儿。他有些不自然地说，当年他真的就是买了这么多啊，并一次又一次强调这些都是他十分喜欢的书。“不可能!”当我摸着一本本落满尘土的书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那群故乡的老师，是请人替他们不断地来买走我的书。他们不一定都喜欢这些书，可都买了很多。大家都分明是给生活窘困的我以默默地资助啊!

书房里没有风，可是我却感到好像有沙砾迷住了我的双眼，一抹眼角，泪水便实实在在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