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 和他的个人影像记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吴文光 和他的个人影像记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989年拍摄的《流浪北京》被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的导演吴文光也因此成为中国纪录片界的一面“旗帜”,其艺术理念和理想在独立纪录片中始终起着引领作用。近些年,吴文光对DV影像艺术创作不断有新的尝试,比如“村民”、“饥饿”为主题的影像。而个人生活状态在影像中的自我表达则是吴文光作品中不变的内容。其中以吴文光制作的他与他母亲关系的纪录片《治疗》最为代表。
在放映现场,观众被《治疗》中吴文光与母亲间的母子之情感动,有人甚至潸然泪下,而更多的人将会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制作经验。
个人影像记录
DV的出现不仅使影像拍摄方式更为简单和方便,还进一步推动了影像记录内容的多元化发展。个人影像记录正是随着DV的发展而越来越引人关注。
所谓的个人影像记录,也就是近几年渐受关注的“私影像”。从杨天乙的《家庭录像》、王芬《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到李有杰的《衣胞之地》等影片,把摄影机对准家人,或直接对准自己,用最直观的方式
记录。此时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影像形态,在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互动的过程中,镜头后面的创作者产生不同以往的自我反省。同时,这种记录方式也带给观众更为密切和震撼的观看
体验。
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影像记录是最适宜DV爱好者的记录方式。极端个人化的风格令DV爱好者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想象,调动自身的创造力,充分投入感情。由此获得的影像必然是自然、生动、令人印象深刻的。
个人影像的记录方式如何在技术上得以实现,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好的方式还要多借鉴别人的经验。
吴文光的私影像
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领军人物,吴文光在2000年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私影像”。
“这些影像都要和我相关。”吴文光这样定义他所做的纪录片。在他看来,所谓的“私影像”是一种只和每个人自身有关的记录形式。“镜头的原点是从自己开始的。”
在这个创作理念下,他在草场地的工作室里先后拍摄了几部带有实验性质的“私影像”纪录片。其中《治疗》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妈妈住的医院叫老人医院,很多都是瘫痪的、中风的。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的一群老人,在那等待最后的到来。”吴文光在影片中自叙道。
影片没有出现那所医院,而是围绕着吴文光追寻关于母亲的记忆展开。母亲生前的影像贯穿整部影片,而吴文光从母亲旧居里找到自己少年时期的日记,并将日记内容作为旁白穿插其间。他用低沉、缓慢的语调,细细诵读着自己少年时期对于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思考,而这种略显压抑的氛围逐渐蔓延在《治疗》的每一格画面里。影片还使用DV抓拍了母亲的日常活动,比如母亲读报、走路、安静地站在院子里,甚至还有一些关于父亲的采访,凌乱地拼贴在母亲的画面里。
影片中,2009年草场地工作站编排的舞蹈剧《治疗》也穿插其间,“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放这些片段。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动作,就放进去了。”这些画面和DV影像交织在一起,完成对吴文光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治疗。
在某种程度上,《治疗》更像一部个人影像编年史。它的素材来源并不是在短短的数月,而是长达12年。吴文光从自己的硬盘库中搜寻到各种关于母亲的旧日影像。这些从1998年到2010年期间的素材,在积淀了多年之后,终于让吴文光完成了对于已过世母亲的怀念。
DV的真诚
或许在个人影像记录出现以前,还没有人会想到用DV可以如此真诚地记录个人情感。吴文光则用《治疗》证明了DV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DV还可以做得比很多大机器还要好。
因为DV方便携带,在拍摄《治疗》时吴文光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
吴文光在剪辑台上反复回顾母亲生前的影像。为了实现自己与画面中母亲的影像产生“交流感”,他甚至将DV放在工作台上,对准母亲的画面记录,自己则自由地操作剪辑机器。吴文光对于DV的高度控制时刻体现在画面中,在表演《治疗》舞蹈部分时,吴文光在整个舞蹈过程中所有表情、动作都被助手一一记录下来。
通过运用DV的有效拍摄,可以使创作者和影像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在《治疗》中,吴文光运用DV所拍摄下来的肢体语言如同自己的灵魂被公开曝光。
素材处理方法
在声音处理上,《治疗》采用了旁白与现场环境音组合方式。旁白中摘自吴文光少年时代日记中的词句,如今被他低沉缓慢的声调读诵后,为影片营造出异样的氛围。
吴文光坦言自己大量的视频素材是由不同设备拍摄的,因此他将这些素材一律设置成16∶9的画幅,这样即使画质不同,仍可得到统一的效果。
在声音处理上吴文光尽量保留声音的原生态品质,以体现影像的纪实性特点。因为一个素材中的声音高低也不同,所以吴文光在声音采集上用了相对专业的话筒。但如果是一段被他选定的素材,声音好坏并不重要。“我要了这个素材就认可它,接受它的任何品质。”
剪辑是真正创作
用DV拍摄个人影像作品时,吴文光更重视剪辑在创作上的功能。“我以为真正的创作是在剪辑或后期结构上,而前期所有的拍摄都是打草稿,就像每天的日记一样的记录。有段时间我从楼上下来,DV就开着记录下楼的过程,我不知道十年以后这无数次下楼会被编成什么东西。”
虽然采用“随意”地创作方式,吴文光却充分运用DV灵活便捷的特点,自由地拍摄影像。吴文光在长达12年的影像素材库中将可用的素材选择出来,还要考虑如何将个人情感,以及现实的生活(比如关于那段舞蹈的排演过程)剪辑在一起。
在《治疗》的创作阐述中,吴文光谈到:“在做的过程中,我的想法不断被打断和改变,特别是对整个12年中有关我母亲的影像素材整理过程中,一些之前没有留意的细微之处重新再现,一些往事重新恢复。当重新面对母亲的活动影像,已经去世亲人重新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言语、动作、表情,一切宛如昨天。
我发现这个影像作品不仅仅是纪念,是一个让母亲重新活过来的尝试,尤其是在我现在这个需要自我治疗的时候,母亲成为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母亲―回忆―现在时―治疗与自我治疗,一个结构和叙述方式自然而成。”
场记工作的重要
在选取素材时也有技巧,吴文光在拍摄阶段就对每段影像做好场记工作,给每段都编上号,以方便日后的查看和截取。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后,同样一堆素材会催生出另一部新的影片。这种关于日常生活片段的剪辑,在一定程度上要求DV创作者对于生活有着更为细致地观察,以及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
镜头的选取
吴文光在创作《治疗》时经常强调的一个创作理念就是“简单直接”。“我更愿意将影像当做一种写作方式,回到最简单、最直接、最纯粹的状态,比如刚刚说拍家人,你不是工作状态,可能你随时都在记录,在拍摄时按最原初的意识来记录,是最新鲜、最本能的,根本不考虑取景、构图,但实际上它充满意味。”
“现在我的机器没有关,一直开着。以后如果剪出一个十分钟的节目,你不要认为那是我特意想拍的一个场景。没有,它就是这样的。”一直把机器开着,随意捕捉生活中的点滴,带有随机性和直接性,这便是DV带给创作者的最大便利。个人影像的镜头选取通常没有特别严格画面和景别规定,记录的更多是灵感乍现。
DV的手持方式
前苏联纪录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提出了著名的“电影眼睛”理论,认为摄影机可以模仿人类的眼睛,甚至可以超越眼睛,捕捉到生活中不易为人察觉的,以及无法凭借视力达到的影像效果。DV的出现则使这一理论不再空洞。
熟悉吴文光的人都看到过他如何使用DV摄像机。他常常为了不让人察觉机器拍摄,而将DV夹在右臂下,镜头贴近肋骨,略微抬起。于是DV在吴文光手中几乎变成眼睛的延伸。这只额外的眼睛,似乎就长在肋骨上,时刻捕捉着生活的每个不经意瞬间。
这种有趣的DV架设方式,同时也带给他的朋友些许困扰。因为如果想要跟他交谈,就必须要同时面对他那只长在肋骨上的“眼睛”。《治疗》中的很多影像也是通过这一方式拍摄下来。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吴文光对于个人影像的最佳理解。
巧用自然光
吴文光在DV作品中不过多地考虑灯光效果。在草场地工作站有各种各样的灯具,但吴文光很少用,大多数时候,这些灯被借给其他创作者。在影片中,吴文光非常注意自然环境光的使用,甚至会在电筒的光里拍素材。在《治疗》中,吴文光在拍摄母亲住地时,也是采用“手电筒”照明的方式,翻看自己年轻时的日记。这种纯粹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行为,与个人影像的美学呼应起来。既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光效,避免过度的人工采光,又将同时对生活的体验结合进去,赋予影片更多创造性的表现。
吴文光的“枪”
《治疗》中吴文光先后使用了两台新款的DV,佳能XHA1S和索尼EX1-R。话筒是森海塞尔416话筒。这款话筒在业内非常普及,是一款经典专业电影用话筒,已经在全世界风靡了几十年!
结束语
在模拟信号时代,曾经风靡一时的家庭录像带就带有个人影像记录的含义,而DV影像更让这种视觉表达方式产生一种全新的面貌。
吴文光带着他对个人影像记录的独特认知,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深切感情和反思,充满激情地实践着他对“私影像”的理解。他又一次地走在了一个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先锋位置。
DV正在以个人影像记录的方式更快速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人人都可以借助DV,更好地观察和记录自己的生活,拍摄属于自己的影像,从中获取更多关于生命和美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