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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济道情艺人宣唱宝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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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宝卷和道情的发展史入手,以收集到的24种未著录宝卷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的采访记录为依托,力求对永济宝卷的研究加以补充。

关键词:宝卷 道情 永济宝卷 河东道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引言

长期以来,宝卷作为一种集信仰、教化、娱乐于一身的民间说唱艺术,在文化学、民俗学、音乐学、俗文学等领域都绽放着其独特的魅力。山西宝卷作为中国北方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宝卷的关注和研究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在山西永济首阳山附近发现的六部宝卷(《佛说四德三元仁义宝卷》《佛说阴功宝卷》《白马宝卷》《阎君宝卷》《善恶报宝卷》《三渡杨氏宝卷》)的珍贵文本,吸引了学术界对于永济宝卷的研究关注,也吸引了我们对于永济宝卷的进一步调研与探讨。

二、永济宝卷概述

永济宝卷始于何时不可得知,不过根据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音乐研究》一文所载《白马宝卷》首抄于“大清国康熙朝二十八年”(1689年)[1]的这种说法推测,“道情宝卷”在当地至少已经存在了三百年以上。

永济宝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借助道情服务于民间信仰。道情是当地规模宏大、流传已久的说唱艺术,其影响力根深蒂固。现有研究称河东道情起源于道教[2],发展至今,道教的影响痕迹再难寻见。据永济道情艺人肖正荣老人口述,早些年的道情多活跃于老人过寿、满月还愿、女儿出嫁、红白喜事、祭礼等场合,满足着普通老百姓的信仰需要。目前所知的永济宝卷全部由当地的道情艺人来宣唱,可见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有过交互影响的过程。根据尚丽新《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这两种民间艺术的交融,主要表现在文本上的道情借用宝卷文本和表演上的宝卷被道情化。[3]永济宝卷借助河东道情的鲜活生命力留存至今,也融入道情中以满足老百姓的信仰需求。

宝卷研究虽已成为学术热点,但对于永济宝卷的挖掘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在山西大学本科生科研项目的支持以及尚丽新老师的指引下,到永济进行田野调查,获得此前未见著录的24卷宝卷资料,分别是:《白衣庵宝卷》《陈氏剪发宝卷》《寒山寺送子宝卷》《孟姜女宝卷》《唐王访贤宝卷》《香山寺还愿宝卷》《颜三娘教子宝卷》《杨门忠烈宝卷》《杨宗保征西宝卷》《鸳鸯谱宝卷》《八郎送饭宝卷》《白衣庵宝卷》《二堂教子宝卷》《卖道袍宝卷》《天门阵宝卷》《大堂上寿宝卷》《百草花宝卷》《大观灯宝卷》《报神祭祖宝卷》《忠孝贤宝卷》《弹棉花宝卷》。在项目后期我们进行了部分的文本整理工作。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主要以田野调查和文本整理工作为依托,对永济宝卷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三、部分宝卷文本内容、形式、结构

从蒲州镇展祯祥老先生家带回的24种宝卷中,我们选取了其中八卷进行了文本整理工作,从中看到了永济宝卷的一些特点,并对其中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推想。

(一)语言文字

永济宝卷的文字中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交杂。文本中出现大量字迹模糊或是错别字的情况,可能是手抄本多次流转、老艺人文化水平的限制等原因。文字杂乱问题给整理带来诸多不便,但尚未影响到整体阅读。比如把“欺”写作“齐”,“与”都作“于”,“婚”“昏”混用等。

永济宝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运城方言。卷本中某些字词按照方言发音书写,比如从《寒山寺送子宝卷》中出现的“打景裹”“打墨”“息了心”“忙忙”“纠”等地方可以看出。每卷都有的“诗云”“十言”部分大多并不押韵,有的甚至不对仗,只保持格式上字数相同。如《颜三娘教子宝卷》第六份中“诗曰:人谈富贵为根本,他的根本勤字生”。一些特殊的语言中也可以发现运城地区更早一些的方言情况。比如类似于语气助词的“梯”(音),在《寒山寺送子宝卷》第六份中三次出现,在现在的方言中却不再普遍出现了,当然也不能排除是集体创作所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些句子倒装情况,可能是为了宣卷语调上口,故意为之。

(二)宝卷文本形式

宝卷整体采用软笔繁体竖排的写法,从右到左进行书写。宝卷的文本形式较为统一。一般都有封皮、序言(或白文)、正文(分份叙说故事)、结卷四部分,有的中间会穿插【莲花落令】形式来补充故事情节。封皮上从左到右写明宝卷名称、抄写时间、“合卷人等敬”三部分。序言一般是故事整体梗概,用白话叙述。从结构设置来说,白话部分大多数是在叙述故事,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如在《百草花宝卷》中就是以排比贯穿始终,中间“莲花落”的结构多次出现,介绍了石榴花、牵牛花、鸡冠花等各种花。正文部分从“却说”开始,用白文简单叙述故事大概背景,或者说明故事梗概,以“这正是:……”结尾,下句另起一段写“诗云:……”后接两句五言或七言诗。接下来是“十字句唱段”,以“三三四”的结构成段书写。以上为“一份”的内容,一卷完整宝卷往往内含“几份”到“十几份”。

(三)故事情节

从宝卷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历史传说改写。如以杨家将故事为核心的《杨宗保征西宝卷》《杨门忠烈宝卷》《八郎送饭宝卷》等,从典型的杨家将故事拓展而来,在故事中大力宣扬传统善恶观,提倡忠孝。杨家将的故事内容主要来源于明嘉靖年间成书的《北宋志传》。第二类是一些俗文学故事,主要情节包括求子、分家等。如《百草花宝卷》《香山寺还愿宝卷》《寒山寺送子宝卷》等宝卷,都是从抑恶扬善的劝善角度出发,围绕这些核心元素展开情节。如“寒山寺送子”故事中宋金被岳父抛弃,几经波折,反成富翁后,对岳父不义举动不计前嫌,这样的情节就较为典型。宝卷的内容很多来源于《古今奇观》、“三言二拍”之类的小说集,由此可见这类小说集当时在永济一带流传甚广。

我们整理的八部宝卷分别是《八郎送饭宝卷》《百草花宝卷》《寒山寺送子宝卷》《香山寺还愿宝卷》《颜三娘教子宝卷》《杨宗保征西宝卷》《杨门忠烈宝卷》《孟姜女宝卷》,以下对故事情节分而述之。《百草花宝卷》卷本不完整,里面用数个小故事缀连而成。杨永兵老师认为“小卷因为短小没有分段,其格式相当于大卷的一‘份’,如《敬神祭祖宝卷》《百草花宝卷》《弹棉花宝卷》”[4],他将此卷归为小卷。《八郎送饭宝卷》通篇采用莲花落唱法,篇幅较短小,格式单一,内容以杨家将故事为基础,属于《杨门忠烈宝卷》的一部分。《杨门忠烈宝卷》出场人物众多,较完整地呈现出杨家将的故事,宝卷结尾似乎故事仍未完结。《杨宗保征西宝卷》选自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讲述杨宗保破敌过程,在其中穿插了杨五郎、杨六郎、杨九妹、杨八姐、孟良等一系列相关人物的故事。《寒山寺送子宝卷》讲述两代人的故事,宋敦因行善得子和其子宋金与妻子几经离散终成眷属的故事。《香山寺还愿宝卷》以求子为主线,讲的是青州刺史刘元普积善行德,得偿所愿生下儿子,帮助过他的人也得好运的大团圆故事。《颜三娘教子宝卷》将情境设定在兄弟分家的背景下,颜三娘在丈夫死后只分得一个老家仆阿寄,阿寄忠肝义胆,使颜三娘带儿女摆脱困境,自己却并无私心,老仆忠义之举由此传为美谈。《孟姜女宝卷》的故事来源是《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内容与普遍流传的“孟姜女传说”略有差异,主要情节是孟姜女的丈夫被表兄谋害,她到长城寻夫后自尽,秦始皇得知后主持正义,惩治恶徒,并彰表孟姜女。

从宝卷情节的前后连贯性来看,有的宝卷不完整。每一卷作者不同,同一卷也有可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某些地方往往人物名字前后出现差异。行文有俗有雅,如《寒山寺送子宝卷》中第一份中曾引《枫桥夜泊》一首,第十五份中主人公宋金所吟的一首诗,总体来看对仗工整,可见创作者较有文化修养。有些部分口语化明显,读来较吃力。这些较为特别的地方可能正是宝卷经历集体创作所留下的痕迹。另外,宝卷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陕西”“太原”地名不时出现,永济地区与陕西仅仅一河之隔,可推想当时秦晋地区不乏交流。如《寒山寺送子宝卷》中老僧即陕西人,《杨宗保征西宝卷》中胡朋元是太原人。

四、永济宝卷的保存与传承

目前来看,永济宝卷尚未被单独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近年来,它逐渐为学界、政府、民间文化人士所关注和发掘。

宝卷是一种民间的说唱艺术,其文本的保存可以通过录音、记谱、撰写音乐民族志等方式来完成。这种方法常用于保护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对活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不大。最重要的是保护民间艺术的生存机制――也就是使它能够活态地传承下去的自我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包括它的传承体系和传播方式。

因此,我们呼吁当地政府早日将永济宝卷列为运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更快地发展成为省级乃至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可以借鉴河西宝卷(如张掖市河西宝卷)的保护工作模式及成功经验。比如,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传承对象,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责任,为宝卷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金;形成长效的非遗保护机制,设立传习培训所,营造“有人习艺,人人传唱”的良好宣传氛围;将公共文化建设融入到非遗保护中去,如举办永济宝卷宣唱文化节,进行宣卷展演、宣卷比赛等。

五、结语

永济宝卷其他地区的宝卷有共通之处,在故事内容、格式结构、演奏形式等方面又有其自身特点,借助道情服务民间信仰的形式更为特殊。永济宝卷作为当地集信仰、教化、娱乐三种功能于一身的民间说唱艺术,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植根于群众,世代相传。可惜近些年却渐趋没落。我们有必要呼吁当地政府早日将永济宝卷列为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要将具体可行的方案真正落到实处,不仅要为永济宝卷设立专门负责机构,还应运用多样化方式拓宽受众面,使永济宝卷至少在大众文化中活跃起来,也可以结合大众传媒、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目前看来,永济宝卷的传承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但如果保护得当,必定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古老的宝卷必然会跨越历史与现实的尘埃,以更丰盈、更具时代内涵的姿态迈向未来。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殷切期待,更是宝卷学者、民间艺人、各级政府、当地民众的努力方向。

注释:

[1]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其音乐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卫凌:《河东民间说唱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3]尚丽新,袁野:《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文化遗产,2015年,第4期。

[4]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及音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及音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4]尚丽新,车锡伦.北方民间宝卷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车锡伦.“道情”考[J].戏曲研究,2006,(2).

[6]姚芳.永济道情历史沿革与现状调查[J].运城学院学报,2007,(1).

[7]薛艺兵.“非物质文化”新语境下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问题[J].人民音乐,2008,(4).

[8]杨永兵.山西河东《杨氏宝卷》音乐研究[J].黄河之声,2009,(12).

[9]卫凌.山西河东“劝善”的历史源流与当代传承(上)[J].中国音乐,2009,(1).

[10]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传统音乐的研究与思考[J].大舞台,2009,(10).

[11]卫凌.河东道情的当代文化内涵[J].音乐研究,2010,(2).

[12]卫凌.山西河东“劝善”的历史源流与当代传承(下)[J].中国音乐,2011,(4).

[13]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音乐研究[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2).

[14]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文本研究初探[J].中国音乐,2012,(3).

[15]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渊源初探[J].大舞台,2012,(11).

[16]尚丽新,袁野.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J].文化遗产,2015,(4 ).

[17]王定勇.宝卷与道情关系论略[J].文化遗产,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