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二胡王 一把二胡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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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于二胡的印象，都来源于街头艺人瞎子阿炳，他的一曲《二泉映月》举世皆惊，令人肝肠寸断，那悲凉的音色直透内心，还未说话便已是无语凝咽。而阿炳使用最多的乐器，就是那把家传的红木二胡，那把二胡如今已不可寻，但在苏州，却还有一位执着于红木二胡的工匠，他便是名震二胡制作界的“南王”――王国兴。

从19 岁走上二胡制作道路开始，王国兴已经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30 多年，他制作的二胡成为国内专业二胡演奏家的“御用”二胡，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尊为“中国二胡王”，与北京制胡名家李永祥齐名，并称为“南王北李”。可是，即便有着这样显赫的名声，但一直以来能真正继承他手艺的人却并不多，迄今为止也只有他的侄子一人……

凭借数十年的功夫

把乐器对接得天衣无缝

在一般人的印象之中，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进门就感到肃杀剑气。但到王国兴的工作室，你最先不是听到那凄婉的二胡声，而是看到他挂在工作室外的蟒蛇皮，那水桶粗细的蟒蛇皮就那么晾晒在那里，足以吓退不少人。

身材魁梧的王国兴不善言谈，可说到二胡这种乐器却头头是道。这种诞生于唐朝的乐器，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曾有过“奚琴”、“嵇琴”、“胡琴”等许多名字，本来一直是民间不起眼的乐器，直到“二胡三杰”――华彦钧（阿炳）、刘天华、吕天成出现后，二胡才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种广受喜爱的乐器。

一把好的二胡的诞生，从选料、加工、装配到调音，共有100 多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马虎，在琴筒、琴杆、琴皮、弦轴、琴弦、弓杆等部件的制作中，琴筒的制作最为重要，而王国兴之所以能名震二胡界，琴筒制作上的“制膛”和“蒙皮”手艺是其压箱底手段。为了保证在二胡制作中精益求精，王国兴一般让工作室的师傅们在其他工序上分工协作，但最关键的“制膛”和“蒙皮”却由自己集中全力，亲自操刀。

制膛就是用木板拼制琴筒的过程，二胡琴筒一般由6 块琴板拼制而成，是一个正六边形的短筒，一般人做二胡，多将材板切割成差不多大小的6 块了事，而王国兴却有着严格的要求。他制膛时，会用锉刀将每块材板精确地打磨成长131 毫米，厚9 毫米，前口外边宽度为51.9 毫米，后口外边宽46.2 毫米的板子，不能差一分一毫，然后再将两边刨成60 度的倾斜角，在案板上组合得严丝合缝，看起来就像是把一段木头掏空而成，完全看不出拼接的痕迹。对于制作者的技艺和耐心，这个过程有着极高的要求，致使王国兴每次制膛都耗时弥久。

和制膛相比，王国兴在蒙皮上所花的功夫只多不少。所谓蒙皮，就是把蟒皮蒙在琴筒上的过程，这对于二胡制作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工艺，因为演奏二胡时，要靠蟒皮的震动来传导声音。因而蟒皮的厚薄、松紧都对二胡的音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蒙皮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完全得依靠蒙皮人的听觉和手感。王国兴说：“这个做得好，二胡就成了一半，如果用强‘拉郎配’，那回头二胡拉出的声音会让你听了想哭！”

尽管做了30 多年的二胡，早就熟门熟路，但王国兴每次蒙皮时都不敢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然后决定将哪张蟒皮跟哪个琴筒搭配。他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送往打孔机时，手脚麻利得令人赞叹，每次打孔针提起的瞬间，他都会灵巧地将琴筒转动60度――因为蟒皮蒙在琴筒上，全由打在蟒皮上的6 个小孔来固定，对于转动的时机和范围的把握，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是无法做到完美的。

待蟒皮在琴筒上固定后，在琴筒内壁塞进一个小木桩，然后用绳子把蟒皮缠在木桩上拴紧，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每当这时，王国兴总是会下意识地闻一闻双手，手上传来的淡淡腥味才令他确定确实完工了。王国兴说：“蟒蛇皮上有股血腥味，和蟒蛇皮接触多了，就难免沾上，而且作坊里由于血腥味太重，连老鼠都不敢进来……”

父传子学，艺出名家

两个“中国二胡王”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称这个名号并不属于他，而应该属于他的父亲王瑞泉――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改善了六角二胡琴筒的尺寸，改革了椭圆琴杆，并发明了“油煎码”（用蜡油和松香烧沸，煎熬桅木琴码的方法），使得二胡发音更为灵敏、集中而无噪音。王国兴走上二胡制作的道路，和他的父亲王瑞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世纪70 年代，王国兴的父亲王瑞泉由于二胡制作技艺突出，被召进苏州民族乐器厂成了“顶梁柱”，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每名工艺师可以带一名子女进厂，刚初中毕业的王国兴就这样被父亲领进了厂里，成为一名学徒，跟随父亲学习制作二胡。

起初，年少的王国兴对这份职业并不热衷，作为父亲的小儿子，他平时在家里很受宠，但进厂之后，父亲却完全把他当做普通学徒一样，非常严格，稍有错误就会严厉地批评他，有时还会动手抄家伙打他，这一度令他非常不解和委屈，对于学制二胡也一心懒散。后来，他看到父亲不论走到那里，都被人客气地尊称为“大师”时，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对他那么严格，遂下定决心，将父亲作为追赶的对象。

为了学好二胡制作技艺，王国兴在那些年里可谓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常整天待在厂里学习，打磨木板时磨得手上都起了血泡，血泡破了还坚持不懈。也许是天生的悟性，再加上后天的努力，这样学了两三年之后，王国兴便能独立制作二胡了，他也开始和父亲一样，在同一个厂房内制作二胡。

在笔者采访的过程中，王国兴拿出了两个红本本向笔者显摆。这两个本本分别是两份荣誉证书――1985年苏州民族乐器厂的“工艺规格声乐品质单项奖”和“红木专业二胡一等奖”。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曾连续蝉联几届全国二胡最高奖，但他却对这些奖项视为浮云，唯独对这两个厂办的奖项情有独钟，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同时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代。

如今，父亲王瑞泉已经是90 多岁的老人，早已不制作二胡了，王国兴不但全盘接下了父亲的技艺，更继承了他的名号――“中国二胡王”。尽管有着这样的名声，但王国兴却依旧十分谦虚：“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二胡界唯一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30 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制作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还需要继续努力！”

一把二胡100 万

制琴绝技后继者寥寥

王国兴如今的工作室，位于苏州市区吴门桥街道盘门路，是一栋老旧的砖厂房，门口还有门卫，向门卫打听王国兴，门卫根本就不知道身后的老厂房内还有一个大师，只知道里面有个做二胡的，在十几年前租下了这家老纽扣厂的房子当工作室。

1995 年，因为种种原因，王国兴离开了苏州民族乐器厂，打算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二胡制作和销售的生意，恰逢这家纽扣厂因为不景气倒闭了，王国兴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就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王国兴说：“工作室起名‘国兴’，有几重意思。首先，是自己的名字好记；其次，有让家传的二胡手艺‘薪火相传’的意味……”

靠着家传的手艺，王国兴确实闯出了名堂。1998年，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高徒赵剑华在新加坡演出，一曲二胡让狮城如痴如醉，这把二胡旋即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夫人相中，以100 万高价买走，镌刻在琴筒上的“王国兴制”一下子轰动了国际。此后，王国兴制作的二胡成了专业二胡演奏家的“御用”二胡。

在这些二胡里面，以老红木制作的二胡最为珍贵，因为老红木是制作二胡的上乘材料，做出来的二胡声音最动听。王国兴用来做二胡的老红木，多半都是他从外面收来的百年以上的红木家具，如今这样的家具大多成了文物，已经很难买到，即便有，价格也高得离谱，买来做二胡成本巨大。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王国兴如今的技艺后继乏人。工作室里的师傅虽然多，但能掌握“制膛”和“蒙皮”技巧的根本没有，只有他的侄子还算基本掌握。他的父亲王瑞泉在他这个年纪，已经有了他和任建一这两个徒弟，他却只有自己的侄子一个。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王国兴在技术传授上从不保守，但做一把好二胡并不是拿锉刀磨几下就能行的，不仅需要后天努力，还需要灵性和天赋，有些人，他教了七八年都学不会。

王国兴还有个振兴国乐、弘扬二胡的梦想，只可惜这个梦想现在似乎还很遥远。他单凭耳朵和手感，就能做得出二胡中的精品，但很意外的是，他根本不会拉二胡。不过，他现在也看开了：“对于琴师来说，用最多的心血把最好的材料组合成二胡，琴师的工作就完成了，至于二胡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那就是演奏家要考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