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效率假说之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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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投资的障碍、局限性以及网络特征、关系特征提出投资的π效率以及π效率实现的路径和中国式路径。提出投资的π效率即投资主体在投资“圆形”发散式拓展的效率大于“直线”式水平拓展的效率。投资的π效率可以部分解释全要素生产率（TFP）。

关键词：π效率 投资π效率 关系 障碍

一、引言

如何投资才能达到最大或相对最大的效率目标？除了利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投资的乘数效应，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解释投资的倍增效果？这些问题都是投资理论分析中基本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多种解释和实证分析。本文只是试图从投资的π效率角度对以上问题提供一些其他证据或解释。本文提出，投资的π效率即投资主体在投资行为中所投资金“圆形”发散式拓展的效率大于“直线”式水平拓展的效率。本文的结论还只是初步提出的一个假说，仍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和证伪，还需要与类似的投资效率理论进行比较研究。

二、相关理论概述

西方经济学投资效率理论发展较早，形成了几大著名的投资效率理论，主要有古典投资效率理论、凯恩斯投资效率理论、新古典投资效率理论等。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投资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并在边际效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边际效率、资本边际效率等概念。在边际理论分析中很重视心理因素的作用，西方经济学投资理论又以利率为基础，将利率作为重要的变量，很多分析都是围绕着利率来展开。

在宏观经济层面，依据理论假设的不同，有加速数和乘数之说，加速数主要是从供给不足的角度，乘数主要是从需求不足的角度。加速模型是西方经济中用于投资研究的主要模型，1917年由克拉克（clark）首先提出。在从投资乘数分析中，认为投资可以带来正的数倍的乘数效应，投资的减少相应地带来了投资的负的乘数倍效应。在乘数分析中运用了边际储蓄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等边际概念。

在微观经济层面，西方经济学一般的投资效益分析主要是在边际概念、边际分析的基础上，从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的角度，来判断企业投资的效率。

与本文π效率相关的概念还有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根据一般定义，范围经济是指由厂商的范围而非规模带来的经济，也即是当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所存在的状况就被称为范围经济。

从“障碍突破”的角度来看，π效率与“创造性破坏”创新理论相类似。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增长理论。

三、投资的π效率

（一）分析的角度

投资的效率可以从多个理论前提、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从主要投资障碍及其突破、从由投资形成的线性拓展或非线性拓展的角度对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并分析了投资的“网络”因素、中国投资的“关系”因素和“性格”因素，进而分析投资的效率、中国投资效率的特殊性、提高投资效率的路径选择。

本文关于投资效率的分析是基于投资主体除了受市场供需的影响外还受到行政、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当然主要因素和核心因素还是市场。事实上，在现实经济中投资不可能只受市场的影响，其他因素有时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有些因素在某个阶段或某种过程中可能严重阻碍了投资的“进度”或投资效率。因此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本文所分析的投资是一种经济实体的实业、产业投资，区别于一般所谓的虚拟的股票、房产投资等。

（二）一些与“效率”有关的、值得思考的现象

信息不对称降低了投资效率，信息不对称的改善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在现实经济中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常态。经济体永远无法消除信息不对称，或者消除不对称的机会很少。可以说，经济体是在信息不对称下进行交易的。从某种程度上如获取“投机”利润等方面讲，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才存在交易的理由。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投资都是在不断突破信息不对称的“障碍”。投资中也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如果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轻，将会扩大投资的“空间”，提高投资的效率。

经济行为的“局限性”与效率。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利益是存在的，也是很难共享的，这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时常会存在利益的界限。例如，尽管有欧盟和欧元，但是欧盟作为一个团体也是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这种协议是比较脆弱的，在大的“危害”面前会重新考虑利益的“布局”。并且，欧元经济区也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而成立的，不过这个区域超过了国家的范围而已。近期的欧债危机就与欧盟本身的机制缺陷有关。可以说，由于欧盟的经济行为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边界，形成了新的很难逾越的“障碍”，最根本的危机处理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制度设计，才能提高欧盟成立所要达到的部分效率目标。

中医经脉学和中国武术中的“效率”思想。中医学中所谓打通经脉，即通过针灸等手段，达到通体的协调和均衡，使身体内的神经、血液循环、消化等系统能够“通畅”、正常“运转”。 又如，中国功夫追求内外兼修、内外结合、有守有攻、攻守互换。中国的太极拳更是一种健身的艺术，讲求身心合一、阴阳平衡。可以说，中国传统的针灸术和武术都是通过使身体经脉、血液“畅通”，以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有经济“效率”的思想，如果使经济体更“畅通”，也可以提高效率。

（三）π效率

依托“圆点”沿着“圆周”向“圆外”发展的效率比沿着“直线”方向也就是平行方向要高。也就是说，沿着“圆”向外扩散比沿着直线向外扩散会带来成倍的增加效应。简单地说，π效率就是指沿“圆”向外拓展的效率大于沿“直线”拓展的效率。本结论的证明如下：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某经济体向外呈方形（二维）或方体（三维）拓展；又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某经济体向外呈圆形（二维）或圆体（三维）发散式扩展，那么，依据维度的不同，存在（或可能存在）以下两个π效率。

π效率之一（二维）。假设某一经济体向外平行拓展（“直线拓展”），每一单位为r， 向外发散（“圆形拓展”）拓展，每一单位也为r，则向外平行拓展（“直线拓展”）的面积为r2，向外发散（“圆形拓展”）的面积为πr2。这里，πr2/r2=π。即，向外“圆形拓展”的面积是向外“直线拓展”面积的π倍。

π效率之二（三维）。假设某一经济体向外“方体拓展”，每一单位为r， 向外发散（“圆体拓展”）拓展，每一单位也为r，则向外“方体拓展”的体积为r3，向外发散（“圆体拓展”）的体积为4/3πr3。这里，4/3πr3/ r3=4/3π。即，向外“圆体拓展”的体积是向外“方体拓展”体积的4/3π倍。

π效率的特征。π效率概念综合考虑了以市场为主的多种因素，需要突破的也是包括市场在内的多种因素。实际上，市场因素与制度、设施、心理、文化、地理等因素有关，但是，市场因素是π效率中的核心要素。π效率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网络（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电子网络）性，即经济体要考虑如何扩大自己的网络，使之更加“通畅”。

可以说，正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开放的扩大、交通的通畅、网络的兴起、信息的扩散等，才使人类经济比过去更具有效率（或者更有π效率倾向）。

移民城市。国外的纽约和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是移民城市。由于移民，这些城市与外界的信息、技术、文化等建立了多重的联系，城市经济辐射不断扩大，大于非移民城市，因此这些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发达城市、发展快的城市一般都是移民城市。

（四）投资的π效率

根据以上两个π效率的描述和论证，假设某经济体进行投资活动，可以得到投资的π效率。投资的π效率是指投资的全方位“圆”形拓展的效率大于投资“直线”式拓展的效率。本结论证明如下：

也就是说，沿“直线”投资的途径就是投资没有带来最大的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是由投资向外发散式拓展带来的效果或效率。例如，100万元的投资可能带来的是200万元（2倍）的总投资，而不是100π万元（π倍）的总投资。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在经济现实中，投资的二维、三维π效率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投资的π效率很难达到。而“平整”、“平滑”、“流畅”的“直线拓展”和“方体拓展”也比“非平整”、“非平滑”、“ 非流畅”的“直线拓展”和“方体拓展”的效率要高。

（五）投资π效率的相关分析

投资π效率有宏观投资π效率和微观投资π效率。宏观投资的π效率是指国家、区域层面投资产生的π效率，微观投资的π效率是指企业层面的投资产生的π效率。

就投资乘数与投资π效率而言，投资乘数主要指在利率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银行系统的连续投资的效率，而投资的π效率主要指一次性的投资带来的效率。投资的效率不仅仅通过银行系统来创造，是否还可以包括其他形成π效率的有关因素，这个问题可以探讨。

就范围经济与投资π效率的关系而言，范围经济主要是指建立了上中下游产业之间的联系，因此，提高了投资效应。也可以说，范围经济是投资π效率的实现路径之一。但是范围经济不是投资效率。

投资π效率也可以部分解释规模经济。到了一定的障碍点，由于障碍的突破，就形成了规模经济。

板栗行业投资与π效率。假设某投资者投资于板栗加工业，他需要从原产地将板栗运输到板栗消费市场。近年来中国板栗原产地每斤板栗仅卖二元钱左右，而同期上海零售市场的“炒板栗”却要卖到每斤二十元钱左右。中间的物流成本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过路费、冷藏成本、仓储成本、税收成本、人工成本、信息成本等。那么，在这些投资成本约束下，这种投资的效率被物流成本约束制约，投资的效率将“大打折扣”。如果降低物流成本，将使板栗产业投资“速度”加快和增加投资主体，也将使板栗相关产业投资效率得到提高，还可以降低居民对板栗的单次消费支出。

四、投资π效率的路径

为了达到投资的π效率，推动投资“供给”与投资“需求”有效、合理、全面对接，可以选择以下路径。

一是要想使投资更有效率，重要路径之一是尽量促使“圆”形拓展而不是“直线”式拓展。因此，要建立投资的“圆”，尽量使投资“圆”形拓展，使投资的“圆面积”或“圆体积”更大一些。

二是突破投资“障碍”，不断使投资“圆”的边界扩大，不断使“圆”内的“流通”更加“顺畅”。这些“障碍”包括市场上的、制度上的、地理上的、生态上的、技术上的、基础设施上的、信息上的等“障碍”。例如，可以进一步开放货币、资本、商品市场，提高投资的市场效率，从市场上扩大“圆”的边界。

三是破除投资的制度“障碍”。投资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体制、机制的约束（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这种“障碍”使投资在某个环节不能“顺畅”的推进。因此，需要破除这些“障碍”，如创新区域协调机制和制度，突破不利于投资拓展的制度约束。

四是促使单项投资效率最大化。推动投资信息最充分、投资成本最小化、投网络最优化、金融系统效率最大化，使单项投资收益成本比最大化，从而也使单项投资效率最大化。

五、投资π效率的中国特色和路径

（一）投资π效率的中国特色

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西方文化制度而言，中国投资的π效率具有中国经济、社会交往的“关系”特色、东方人“性格”特色、中国的制度等特色，因此，研究投资的π效率时也要考虑中国特色。

“关系”与投资π效率。中国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尤其重视关系交往，但这里所说的“关系”区别于所谓的一般人际关系。在中国经济思维和行为中很重视“关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经济交易，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比较浓厚、受西方经济影响较小的地区。例如，中国讲求“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就是通过建立和气的氛围、友善的气氛，逐步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生意网。

就投资而言，中国的投资还与关系要素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关系的建立，才使中国人的交往范围扩大，相应地带来市场范围、投资范围的扩大。温州人已经或正在与全国、全世界建立关系网，温州人建立的关系“圆”正以更快更大的幅度向外延伸，温州的“圆”延伸带来更快的利润增长、财富增长。关系有“成本”和“效益”，关系“成本”是指与建立关系网络相关的交通费、通信费、信息费、中介费等成本，关系“效益”是关系带来的利润、机会利润以及和间接的产业配套、延伸发展机会等。关系有“关系经济”与“关系不经济”之分，“关系经济”是指关系带来的正的效益或效应，“关系不经济”是指关系带来的负的效益或效应。

性格、“关系”与投资π效率。中国人传统上性格内敛，但是在不断的改革开放中、在与他人交往不断增多中、在信息网络逐步发达中，中国人性格趋于外向，这部分导致经济行为外向度提高，由此自身经济“圆”也逐渐延伸。由于开放度提高、性格外向度提高，也由于为了上述的中国式“关系网”的建立，中国人与本国人、外国人的交往增多，直接由交往产生运输、餐饮、休闲娱乐等需求，间接产生生活、生产制造品的需求，尤其是对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的需求。此外，交往的增多还有利于创新、创意思维的活跃和由创新、创意带来经济效应。可以说，性格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人外向度的提高及由外向度的提高带来的“关系”、“圆”的拓展是中国投资范围扩大、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一个间接要素。

（二）提高投资π效率的中国式路径

除了以上所述的“关系”、“性格”等中国特色，在中国，影响投资π效率的因素还有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够、中国的文化传统、行政体制特征等，因此，提高投资的π效率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推动投资相关信息的“公开化”。区别于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中国，投资相关信息可能更加“隐蔽”。在中国大陆，为了提高投资的效率，可以尽可能全面公开投资等信息，推动项目的公开招标，并使招投标工作常态化、标准化。破除影响“关系经济”发展的障碍，建立投资等信息的搜索机制。

打通“关系”障碍，建立经济关系。打通投资的“关系”障碍，利用投资的“关系”网络，“趋利避害”，就可以扩大投资效应，部分实现投资的π效率。也就是说，在投资决策、投资运作、投资管理等的实施时，要尽力建立影响投资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尽力破除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障碍，采取“圆形”发散式拓展、延伸而不是“直线”或“水平”式拓展、延伸。

利用中国文化特色来打通投资“障碍”。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向善、包容等内涵有利于投资的“拓展”。“中国文化特色来打通投资“障碍”。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向善、包容等内涵有利于投资的“拓展”。“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的理念，都有讲求相互尊重、圆通兼容的精神”，就是要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障碍”，缩短人与人之间心的 “距离”。例如，中国浙江人、温州人在国内外投资、商贸、市场等领域的开拓精神和进取文化，以及曾经的“远东大都市”上海的海派文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前沿深圳的移民文化，也有利于投资“通道”的打通、投资“圆”的拓展。

六、投资π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较高的或富有π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建设（这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打通了区域之间的交通等瓶颈，极大提高了π效率，尤其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商务商贸业等的扩大投资和快速发展，无疑将会带来经济增长。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要想富先修路”的经济现象。

（二）较低的或缺乏π效率延滞了中国经济增长

在交通设施建设改善了基础条件的同时，我们又有了高额的过路费、过桥费等费用，这又从相反方向减弱了π效率，进而延滞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现阶段出现的“金融抑制”（主要指银行系统中利率和贷款的非市场因素）也可以从π效率的角度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中金融业逐步开放，如果能在“金融抑制”上加大改革力度，将会提高π效率，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七、结论

要想使投资更有效率，路径之一是尽量促使“圆”形拓展而不是“直线”式拓展。因此，要尽量打破障碍建立投资的“圆”，尽量使投资“圆”形拓展，使投资的“圆面积”或“圆体积”更大一些，追求投资的π效率目标。

在经济现实中的效率往往与目标中的π效率不一致。投资的二维、三维效率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投资的π效率很难达到。“平整”、“ 平滑”、“流畅”的“直线拓展”和“方体拓展”也比“非平整”、“非平滑”、“ 非流畅”的“直线拓展”和“方体拓展”的效率要高。

投资的π效率可以部分解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或迟滞、中国经济增长或迟滞的原因，还可以部分解释影响投资的π效率的制度障碍、信息障碍、技术障碍、设施障碍等。反过来，只有不断突破制度、信息、技术、设施等障碍，才能逐步达到投资的π效率。

投资的π效率部分解释了“范围经济”，但是投资的π效率并不等于“范围经济”。从某种程度上看，投资的π效率理论与“范围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连接点，因为投资的π效率中投资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过来，这些相关领域或相关产业的发展也部分“促成”了投资的π效率。

投资的π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较高的或富有π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而较低的或缺乏π效率延滞了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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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波，1970年生，高级经济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