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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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以报章体的形式，饱含着深沉的爱国之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其中包含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本文主要围绕着《少年中国说》中突出表现的国家与国民展开论述。
关键词：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国家;国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他喜欢墨学，曾说过“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1]2他号“任公”、“兼士”，来源于其对墨学精神和墨子人格的钦佩和叹服，他说到“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他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受到墨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神圣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的感染，在面对民族危亡、帝国主义的污蔑以及国内人们悲观情绪滋长的情况下，任公饱含着排山倒海的激情，以报章体的形式于1900年2月10日，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此文以“少年”与“中国”作为题目，围绕“少年”与“中国”展开。文中“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明确地阐释了《少年中国说》的内涵。接下来文章就围绕作者思想中比较突出的国家与国民展开论述。
一、《少年中国说》创作缘由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即“”，但1898年8月21日，百日维新遭到慈禧太后（西太后）的极力迫害，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而在此之前的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惨败于小国日本，接着《马关条约》签订。在此之后，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天津和北京等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即“庚子国变”。整个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八国联军还污蔑中国为“老大帝国”，亦如文中“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和瓜分。而一些麻木无知的国人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2]
上文已提到梁启超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意识，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暂居于日本的他心神难安，担心着国家的存亡，为一些麻木而平庸的人们发愁着。正如他在1900年2月20日在《呵旁观者文》中写到的“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并根据“旁观者”的麻木不仁袖手旁观分为六种类型：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于激愤失望中责问年轻人：“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的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3]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西方新学的影响下，鉴于已明治维新成功三十年的日本，又读“畴昔所未见之籍”，叹“畴昔所未穷之理”，[4]33在历史进化论和社会竞争论的引导下，鉴于上文的三种原因，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以此篇散文来引导国民，唤起大家的爱国热情，挽救民族的危亡。
二、《少年中国说》与国家思想
面对中国被污蔑为老大帝国，作者在《少年中国说》中开篇布置一设问句来表示自己对此的思考，“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问句中的“少年中国”乃是作者渴望存在的国家，同时是对谣言的极力否定。美国历史学家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一本名为《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的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有了这个想象的过程，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个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5]10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中的“少年中国”的国家构想正印证了美国历史学家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梁启超通过报刊把国家思想传播开去。
接着作者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花大量的篇幅抒写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不同特点，“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以老与少的突出对比，展现少年的优点，以少年的特点突显少年中国的具体内涵。继续泼墨似的大幅度地展现对中国为“老大帝国”这一问题的思考。写到了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危难“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如此“待死之国，待死之民”的危难之地，难道是老大帝国会有的结果？作者怀着民族之痛而以此结果对那些污蔑者进行诘问，同时提出了国家思想。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对国家的描述为：“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他心里的国家有土地、人们、自治、法律、。关于什么是国家思想？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6]392同时他分析了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国家的原因：“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昔日之国只有国之名而无国之形，由于压制、迫害未有发展，未形成国之形。既而否定中国为“老大帝国”，认为中国发展到现在，少年中国正处于萌芽状态。并具体分析了朝廷与国家的区别“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通过对比，梁启超更加坚定国家思想，而对封建制度大力批判，此批判体现在下文对为何称“老大帝国”的分析之上。
再者梁启超“吾中国人无国家思想也”，“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根源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民“知有天下”，“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6]392特别强调了国家对于建立国家思想的重要性，下文将对《少年中国说》中的作者的国民观进行论述。
三、《少年中国说》与国民性及其改造
梁启超在戊戌后逃亡日本，受到西方民约论、进化论等的影响后，于《少年中国说》发表前后谈论了他的国民观。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他指出“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辱，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在《新民说・叙论》中说到“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段、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脉已涸，而身犹能存着;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独，而国犹能立者。”[4]33在少年中国的国家构想中，在人之老少的对比中，他把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如文中“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进一步论述少年与中国的关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样的少年国民也即“新民”才能使国家富强，拥有民智、民气、民力、自由、进步的新国民才能让国家真正有希望。
《少年中国说》中也隐邢的对国民性改造提出了建议。一是报刊造舆论。在《少年中国说》与国家思想中提到“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同样进行国民性改造也需要小说与报纸。梁启超认识到报纸在宣传思想、营造舆论、开启民智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起天下之废疾者报馆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7]他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正是利用了报纸来宣传新国民思想，进行国民性改造的。梁启超的办报宗旨和舆论导向十分明确，《清议报》旨在“广民智、振民气。”为改造国民性找一种影响力比较大的方式。二是立会建党改造国民性。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写到“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以玛志尼立的一会“少年意大利”来暗示立会、建党的重要性，同时曲折地表达出作者欲立会来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和活动始于戊戌时期，贯穿于他的政治及学术活动的始终。其宗旨和目标就是指导和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程度。他强调学会、政党对“新民”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唯一之导师哉？”[6]392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酣畅淋漓的语言来思考中国到底是不是“老大帝国”，与论述中对其给予否定。文中“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的反复述说，与其浓厚的爱国意识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是分不开的。他“少年中国”的构想鼓励和吸引了青年人为之而努力，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及对其的改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蓝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J]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3] 冯恩大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解[J]济南：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8卷，第5期
[4] 方平论清末梁启超的国家思想[J]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5] 彭树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国家象[J]武汉：湖北省武汉市，2006年
[6] 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7] 明铭重温“少年中国梦”――对梁启超上个世纪之交文化选择的再认识[J]济南：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