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与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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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的炎黄子孙,留洋以后产生明显的差异,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一般来讲,近代留洋史上,中国学子到了日本后,政治上趋于激进,情感生活上趋于放纵,而到了欧美后,情况则刚好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

政治上的差异比较容易解释:在东瀛岛国,来自“泱泱大国”的中国学子受到忘恩负义的、暴发户的“小日本”的压迫和刺激,变得躁动突进;而在拥有悠久的理性科学传统、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欧美,中国学子受文化风土的熏陶而变得冷静理智。至于情感生活上的差异,前者很好理解:东瀛岛国发达的“人情世界”和宽松的两性风俗,早就为长期被封建道学扭曲、性心理不够健全的中国学子的纵情铺好了温床;后者则有点令人费解,追究起来,西方理性精神的熏陶固然不可忽视,而中西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更是一个潜在因素。这一扬一抑,造成了中国学子的“道学气”。

留日小说《绿霉火腿》(作者张资平)里写道:性格迂阔的书呆子伯强到东京游学,受风气影响,变得不规矩起来,开始对下女动手动脚,而他这样做,是因为“看见许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客气地这样做。就连来访他的同乡看见下女到房里来时,也同样地摸着她的颊和她说笑。所以伯强也照样做了一回,看见下女并不发恼,也不抗拒,只是笑;于是他大胆起来,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颊”。这方面,《留东外史》提供了最多的证词,在衮衮中华浪子的眼中,日本是一个令人心驰的“国”,正如其中的一位公然宣称的那样:“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这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哪个不是骚风凛凛,淫气腾腾?”此外,根据中国浪子的“嫖经”,日本女子的“特性”之一,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东瀛女子的温柔顺从,于是成为中国学子放纵的渊薮。

碰巧的是,留法小说《留西外史》(作者陈登恪)里也有一个细节:以伟人自居的无聊政客马大吉,趁女佣给自己打扫房间的机会,以五十法郎相诱,企图对她行不轨,不料遭到死命抵抗。事发后,马大吉受到众人强烈谴责,并且立刻被房东驱逐出户。可笑又可恨的是,马大吉对自己的丑行不仅毫无愧意,反而指责同公寓的中国人袖手旁观,不能仗义地帮忙,而对受害的女佣――那位法国乡下姑娘更是没有一点歉意,还说“自己倒霉,遇见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这个细节很值得咀嚼,东西方两性文化、两性道德的差异,在这里彰显无遗。其实,重要的,并不是马大吉的非礼和法国女佣的反抗,而是周围人们对此事的反应。也就是说,抵抗马大吉的,不只是那位受害的法国乡下姑娘,背后更有崇尚平等、自由、个性的社会风尚和尊重女性的两性道德观念,马大吉冒犯的,绝不仅仅是法国女佣一人,而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两性伦理道德。这与《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任意调戏日本下女,如鱼得水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马大吉毫无愧疚之感,甚至觉得委曲,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他的行为发生在东瀛人情世界,人们会见怪不怪,而发生在法国,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再比如,同样是描写中国学子暗恋房东女儿,郁达夫的《沉沦》与老舍的《二马》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品位。在《沉沦》里,抑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后来在野地遭遇少男少女野合,然后糊里糊涂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之后便痛不欲生而投海,临死前还对“祖国”的不强大发出埋怨。主人公抢天呼地喊道:“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在《二马》里,马威迷上了美丽活泼、种族偏见严重的房东女儿,结果一败涂地。然而,马威并没有因失恋而颓废,而是化痛苦为力量。他效仿洋人洗冷水浴、跑步,练就一副强壮的体魄,还在决斗中将傲慢无礼的英国小子保罗击倒在地,令玛力小姐对他刮目相看。老舍这样写道:“爱情是神圣的,不错,志愿,责任,事业也都是神圣的!因为不能亲一口樱桃小口,而把神圣的志愿,责任,事业全抛弃了,把金子做的生命虚掷了;这个人是小说中的英雄,而是社会上的罪人。……马威不是个孩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都重要!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尚千万倍!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这无异于从理论上,为海外学子的禁欲主义奠定了悲壮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