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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枭雄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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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三餐不继的小混混混进十里洋场,他文质彬彬,却又蛮横霸道而不露声色;他为虎作伥,却又有着鲜明的爱国心;他狡猾、奸诈,却又很讲义气,他出身贫民窟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出入于红道、黑道,游刃于商界、政界,一生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他的口头禅是:“我的箭头指向上海滩,我的疆界要越过十里洋场!”而杜月笙在发迹、晋身过程中,如此如鱼得水,除了他过人的投机沾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外,真正依赖的法宝、王牌,就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

他的故事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段传奇,一个猜想,一片印记,更是一段能让人们回味无穷、不断咀嚼的历史。

本期编者整理了杜月笙的生平资料,结合杜月笙之子杜维善的访谈内容,从侧面向读者全景展示一个真实的杜月笙在波诡云谲的旧上海,起伏跌宕、充满传奇的一生。

杜月笙,何许人也?

1888年的鬼节,在上海县高桥镇杜家花园破败的老屋中,杜月笙作为杜家长子也是杜家的独生子降临人世。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一出生就鬼里鬼气的孩子日后会成为大上海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实中等待他的命运,不仅仅是三餐不继,3岁丧母,5岁丧父,8岁的时候继母神秘失踪。8岁孤儿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似乎不难想象。

由于受不了老娘舅一家的冷落和白眼,杜月笙干脆流落街头,由乞讨到偷鸡摸狗、打架斗殴、街头赌博,很快成了一帮同龄孩子的小头目。在高桥镇那个小地方,在一帮街头小混混中,杜月笙有了指挥若定、呼风唤雨的小派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杜月笙爱上了赌博。从此,他由儿时的试赌,到少年的滥赌,青年的溺赌,中年后的豪赌,一生与赌博结下不解之缘。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13岁的杜月笙,开始历练出日后闯荡上海滩的基本素质:足智多谋,隐忍薄发,坚韧不屈,蛮横霸道而不露声色的狠劲儿。

15岁,杜月笙看到了不远处的上海滩,五光十色,波诡云谲。那里才是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高桥镇通往浦东渡口的小路上,杜月笙跪在送行的老外婆面前,连磕三个响头。

老外婆伸出颤巍巍的双手,将几个铜板塞进杜月笙肩头的土布小包里。

杜月笙抬起头,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

“外婆,高桥家乡人人看不起我,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进这块土地!”

在老外婆的泪眼婆娑中,杜月笙大步走向渡口,扑向大上海的十里洋场。

29年后,杜月笙一身光鲜地回来了!起家祠、造藏书楼、建学塾,一掷百万大洋。这位“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现代春申君,在内忧外患持续百年的旧中国,三日盛会,竟创下“堂上珠履十万客”,空前绝后的大场面!

一掷万金

结识黄金荣,是杜月笙发迹的起点。黄金荣门生弟子众多,杜月笙作为一个小跟班后来居上,得以与年长于他20岁的大亨黄金荣称兄道弟,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黄金荣、张啸林的青帮大亨,靠的不仅仅是他的机警干练与足智多谋。

杜月笙用钱,堪称民国第一大手笔。即使后来杜绝烟土,跻身工商金融界以后,收入大不如从前,但“用之如土”,一掷万金的豪爽、豪迈仍不改从前。

当年在黄府当差,黄金荣看重的就是他的豪爽、义气,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给小弟兄们买吃的。尽管黄金荣一生小气吝啬,但他深深懂得,只有舍得用钱、会用钱,才能广结人脉,成就大事。

黄金荣的眼光没错,杜月笙就是因为舍得用钱、会用钱,才使得他这个白相人出身的流氓大亨得以顺利晋身,有了与金融巨子、工商巨子、社会名流、政界高层称兄道弟、交欢于“师友之间”的身份资格。

杜月笙也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如救助灾民、热衷慈善,特别是他积极支持抗战,组织上海抗日救国会、上海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募捐,支援前线抗战。他不受金钱利益驱使,绝不落水当汉奸,甚为难能可贵。在八年抗战之中,更是遥控上海地下工作,铁血锄奸,亦多为杜门弟子。尤其是,杜月笙也曾为八路军筹备过抗战物资。但他毕竟有多年的历史,自知罪孽深重,没有勇气投向人民。败走台湾之前,曾亲自出面令杜月笙离沪,他委婉拒绝追随,最终选择了避居香港。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民国用钱第一大手笔,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一掷万金的杜月笙,最终以区区十万美金的遗产谢幕人世,其晚境的凄凉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长袖善舞

杜维善,1933年12月16日,出生于上海,是当年的“海上闻人”杜月笙的第七子,母亲是京剧名旦姚玉兰。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后,杜维善随母亲移居台湾,后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成后回台湾做了几年地质官,现定居加拿大。

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谈起父亲,杜维善坦言:“父亲年纪轻的时候喜欢赌钱,赌到什么地步?他和第一个太太结婚的那个晚上还出去赌,那时他需要钱给兄弟。本来是寄希望能赌博赢一点,没想到输个精光,结果把前楼太太结婚的衣服全都拿去当掉了。还有一次他在澡堂里赌,赌得连衣服全当光,最后还是黄金荣的太太拿着衣服把他救出来的,年轻时这种荒唐事还是很多的。”

谈到和父亲的相处,杜维善说,“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

“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杜维善说:“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

“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杜维善爱好收藏钱币

不愿借此暴富

杜维善少时习书法、读古文,深受传统文化浸染。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质,毕业后在一个机关内工作,并不热心于收藏。但是,在他32岁时,一枚偶然得到的五铢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古钱币收藏界,杜维善的名字可谓是无人不知。提起杜维善,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爱钱”之人,只要看到中意的古钱币,砸锅卖铁也要买回来。“我曾经为收一枚‘半两’,把房子给抵押了。”

当时,半两的数量极为稀少,爱“钱”成痴的杜维善花了一年多时间的寻找,却总是失望而归。一次,他跑到李东园家里“寻宝”。一一看过李东园拿出的十几个半两,杜维善当下就瞄中了两个品相好的大半两,装作随意地问:“这个你肯割爱?”李东园也不客气,开口就是20万元。见杜维善傻了,李东园发下“最后通牒”:“这样吧,让你5万元,15万元不能再少了。明天下午5点前把钱送来,否则不卖!”回去后,杜维善便如同得了相思病,对那两枚半两难以忘怀,第二天就把房子抵押出去提着钱去找李东园,脾气怪异的李东园最终却只收了1.5万元。事后,有人笑杜维善此举是“神经病”,他却只是一笑而过。

作为一名古钱币专家,杜维善爱“钱”不假,可他却更爱国。1991年,他把第一批中亚古币300余枚送给上海博物馆。2003年10月24日,他又将其珍藏的古代丝绸之路周边国家钱币1500多枚悉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聊起为何将不易搜集而来的古钱币捐给国家,杜老只是淡定一笑:“与其放在家里我一个人看,还不如让大家都来欣赏。”经过几十年的收藏,杜维善半两收藏渐渐成为一个有系统的藏品。但他坦言“不想借此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