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辞海》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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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必然会跟千千万万的文化人发生联系。我也一样，《辞海》在我心目中是神秘而又神圣的。早年求学时，《辞海》是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我视之如宝，爱之如命，读之如渴。因为生活在陕南农村，书籍甚少，教材和工具书便是主要的阅读书目。1995年10月，我在陕西从事了十年时间的党政机关工作后，毅然决然从县委走出，来到上海，一边写作，一边在驻沪办事处上班。1996年秋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从此，我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但做梦也没想到，我会与《辞海》结下一段美好的缘分。

那是1999年3月，当时，我计划写一部反映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报告文学，而且已经写了六万余字，发表在《电视电影文学》杂志上。在准备写第二部分时，我突然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新世纪版《辞海》(即2000年版)正在紧锣密鼓的编纂中，增加了一些新词条，如“浦东新区”等。我看了这个词条的示例，觉得文章提到的“浦东新区”的面积与我了解的不符，如果我在报告文学中引用这个词条，就需要进一步核实准确。第二天，我就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接待我的是辞海办公室副主任秦振庭先生。我们一交谈就非常投机，他说对“浦东新区”词条注释问题，要专门进行一次核查，数字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并对我提出的质疑表示感谢。后经核实，他们在初稿中使用的“浦东新区”的国土面积资料确实是不准确的，并在三校时及时做了更正。

那天，我坐在辞海办公室，映入眼帘的便是堆成小山的《辞海》校样，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辞海》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书。在交谈中，秦振庭先生跟我谈了许多关于《辞海》的故事。他告诉我，《辞海》从时期开始编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所写的词条，整整堆满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子。1999年版在成书之前，其校样、手稿、照片资料和浮签汇集起来，正好装满一辆中型卡车。其编纂之浩繁，工程之巨大，可想而知。秦先生对我说，你要是有兴趣写报告文学，就来写《辞海》吧。新版《辞海》年底要出版，要做一些宣传工作。我听了很高兴，说可以考虑。过了几天，大约是3月25日，秦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一下出版社，专门研究为《辞海》写报告文学的事。那天下午，我见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先生(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还有辞书专家徐庆凯、巢峰等，开了一个小会，就把这事确定了下来。当时，李伟国社长对我说，你尽管写，可以是七八千字，也可是五六万字。采访的事由出版社配合你进行。我说，也许要超过十万字。李伟国说，如果你写长了，我们就出单行本。

《辞海》是中国辞书文化的精品典籍，能为《辞海》写报告文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件很荣耀的事。我很感谢他们对一个外地作家的信任。第二天，我在秦振庭先生的陪同下，出版社派专车接送，开始了大规模的采访活动，凡是编纂《辞海》在世的专家学者都在我们的采访之列。这些采访对象，不少人都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专家，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他们中年纪最大的97岁，最小的也是70多岁了。所以有人说我是在“抢救文化”。

我把这次采访看成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在上海市前市委书记、《辞海》主编夏征农家里，老人给我们讲述主席和他通电话的情况，谈编纂《辞海》的心得体会，他特别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学术界对《辞海》工作的支持。老人说话思路清晰，嗓门洪亮，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已经95岁高龄了。 采访苏步青老人时，我们去的不是时候。约定上午十点去华东医院，因为老人在十二点左右有午睡的习惯，必须提前赶到。原计划买好鲜花再去，可我们去迟了，华东医院门前的鲜花店里的鲜花已经卖完。他的警卫和护理对我们说，老人刚刚睡下，不得打扰。我们就在门外等候，和警卫聊天。等到苏老醒来时，护理很抱歉地对我们说：苏老今天血压偏高，不能坐起来，就让他躺着谈话吧。秦振庭先生多次来看望苏老，知道他耳朵背，提前将采访的事用毛笔写成大字，大字是这样写的：“苏老：作家李春平来采访您，请您谈谈编纂《辞海》的一些情况。辞海办公室。”

秦振庭先生的身体倾斜在床边，双手展开纸条让苏老看。躺在床上的苏老看起来很消瘦，这天的精神状况也很差。他看着纸条，双手抱成一个大拳头高高地举起来，满是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之后我们提出跟他合影，他拒绝了。他说他不能起来，躺在床上的样子很难看，就不要合影了。看着苏老难受的表情，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酸楚。这位我从小就非常敬仰的大数学家，此时此刻却静静地躺在这里，而我却爱莫能助。说实话，我并不希望能够从他那里采访到什么，能够看望他一下也是好的，聊以表达我的崇敬之情。

第二天，我和秦振庭先生去采访《辞海》副主编谈家桢先生。谈家桢这年已是90高龄，比苏步青小几岁，两人都先后出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于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又是很好的朋友。他的房子是幢上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三层小洋楼，精致而古典。走进他在三楼的办公室，就可以看见苏步青先生给他写的条幅。秦振庭先生介绍了情况后，特意说我们昨天去医院看望苏步青老人了。谈家桢马上问：“苏老的身体怎么样?他还好吗?”我们如实说了苏老的病情。谈家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我国人类基因工程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他身体硬朗，采访中口若悬河，还不时地夹杂一些英语。他从《辞海》编纂的难度谈到五十年代末两次与见面，从科学真理谈到科学家的责任，从我国的农业问题谈到教育问题，从生物工程谈到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让人由衷钦佩老人的博学多才，也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采访的过程也是一个受教育和再学习的过程，既看到了大家的广博学识，也看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个翻译家，他在1946年翻译出了长篇巨著《基督山伯爵》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由文摘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保卫察里津》、《希特勒征服欧洲》等多种译著。草婴翻译的俄罗斯文学达六百余万字，各种版本竟装了整整―个书柜。看到老一辈学人的巨大成就，我们除了叹服，便是敬仰。这也更加鼓励了我更好地完成这次特殊的写作任务。

从3月25日到4月底，我每天白天采访，晚上回家整理资料。先后与数十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查阅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基本上理清了从1915年《辞海》编纂启动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脉络，形成了一部史志性报告文学。但是，要给《辞海》立传，难度是很大的。一是资料庞杂，二是我国也没有一部关于辞书编纂过程的书可以参考，它的体例、布局，都只有靠我自己摸索。写作时正值夏天，我租用着一所中学教职工用的平房，楼顶没有隔层，处在高温的熏烤之中，手压在稿纸上，文稿便会被汗水浸湿。只能用厚纸垫着写。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厚厚一叠手稿，起了一个很长的书名。送审时，李伟国先生说，我看就叫《辞海纪事》吧，只有这个书名能够立得住。定稿后，汪道涵先生欣然题写了书名。后来，汪道涵先生在为《我与辞海》一书所写的《序》中说：“《辞海》编辑过程中形成的辞海精神值得弘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辞海纪事》，记述《辞海》几十年的编辑过程，事例很多，要我题写书名，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拙著赶在新世纪版《辞海》问世前出版了，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好评。部分内容被《新华文摘》、《解放日报》、《文学报》等全国十来家报刊选载。《辞海纪事》成了我写作生涯一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从1995年到2005年，我已在上海自由写作了十年时间，写了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唯一所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就是《辞海纪事》。2005年底，我带着这些书返回了故乡，来到安康学院中文系任教。回想在上海的日子，总是心潮澎湃。而《辞海纪事》的写作无疑成了我最重要的写作收获之一。我回到陕西后，秦振庭先生多次来信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正在筹办上海出版博物馆，我对《辞海》的编纂历史比较了解，希望我能成为《辞海》陈列方案的设计者，能为他们拿出一个总体方案。我因为事务繁忙，未能允诺，一直心怀歉意。之后，上海出版博物馆(筹)又来函称：他们初步决定把《辞海纪事》手稿作为该馆的馆藏文物，希望我能同意，并要我写一个承诺书，我及时给予回复，表示同意。《辞海》一直列为国家重点图书项目，是关系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大事，我没有理由不支持。我甚至很庆幸，幸亏当时我写《辞海纪事》时没有电脑，而是用笔写作。这部手稿或多或少能为见证《辞海》的编纂历程提供一份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