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三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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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专业选择
顾先生生于1934年，读中学时，他就为自己确立了将来要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的梦想。他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崇高的，既能帮助他人，又被老百姓尊重。当时他家里很穷，无力承担他继续学习的费用。于是，当正在读高一的他获知有个“中级医师班”要在当地招生时，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最终，在1/30的录取率中，顾先生幸运地迈出了梦想路上的第一步。
在中级医师班的很多课程都是学习前苏联的，所以学校决定从11个班级各选1名学生去专门学习俄语。顾先生作为班级的唯一被选中了。后来，国家决定从这批学生中选出最优秀的，派往前苏联继续深造。在那次选拔考试中，顾先生和另外一名同学从这11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踌躇满志地奔赴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学习。
命运总是在和人们开着这样或那样的玩笑。就在出国的前两天，高教部宣布了新的调整计划。有一部分学生根据国家的需要，必须去学习林业、地质、矿产、石油等专业。在调整名单里，顾先生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林学院，学习林学。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就像一瓢冷水泼到身上，从头到脚的凉。已经学了两年半的医学，自己的医生梦想，都只能放弃了。五十年代的年轻人中，有一个传统就是服从分配。顾先生后来欣然接受了这个安排。
顾先生来到列宁格勒林学院后，发现这所学校竟然有160多年的历史，建筑就像古城堡一样，陈列的植物、树木标本很多是200多年前的。在学习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自己此前在医学学习中培养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可以直接用在植物学的学习中，这让他对新专业很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当时国内林业机械行业处于一片空白，国家建设急需培养林业机械方面的专家。根据这个需要，学校就开始动员林学专业的留学生报名转入林业机械专业学习。这一刻，顾先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从林学转到机械，需要在短时间内补学制图、高等数学等多门课程，难度很大；自己已经对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要不要变；林业机械国内没有，按说物以稀为贵，将来应该有好的发展；自己已经从喜欢的医学转到了林学，再转一次也没什么，转专业难不倒我。
经过这番思想斗争，顾先生选择了林业机械专业，一学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他拿下了车工、钳工、拖拉机驾驶、油锯操作、汽车驾驶五个技能证书。而且利用假期到工厂参加生产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在这五年里，他积极参加老师的科研工作，包括把木屑压缩成原料块，作为燃料的研究；不用手接触树木就能把树砍倒、打枝、截断、装车的联合机械研究等，研究实践为他一生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生的第二个十字路口
——职业选择
大学毕业时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当然很好，但很不容易。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顾先生在前苏联的学习结束时，他自己未来的职业做出两个选择：科研机构或生产单位。顾先生觉得做出这样的选择，才能实现他在大学期间再次确立的梦想。那个梦想来自于他最敬佩的一位老师的一句话，那个梦想在他心里已经装了好几年。
1950～1960年，木材的产出地都在大北方，采伐的季节在冬季。林业产业工人拿着锯子和斧头，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顾先生的老师对他说，作为一名林业机械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林业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坐在驾驶室里，只需要按动按钮，工作就完成了。把林业工人的工作简化成只需按动按钮，这就是顾先生的梦想。
但回国后，顾先生没能如愿以偿。他被高教部分配到了北京林学院的森林工程系。一干就是44年。由于没能实现自己想去科研机构或生产单位的选择，工作之初，顾先生还是有些失落。但当他开始筹建实验室、编写教材，尤其是当他走上讲台，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学生时，他发现，教师这个职业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知不觉中，他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职业。
顾先生教过的学生近千人，有的已经成了省部级领导，有的担任了大企业的负责人。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的学生毕业多年，还念念不忘当年顾先生的指教，他们都从先生的严格教学中获益。
——迎接职业发展的新挑战
每个人在几十年的职业发展中，都会遇到不同的机遇和挑战。不同的人应对机遇和挑战的方式也非常不同。1993年，顾先生遇到了他职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挑战。林业部决定由他来担任北京林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当上级领导第一次找他谈话时，他婉言谢绝了。那几天，他又在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尽管此前担任过森工系系主任、学校副校长等职，但顾先生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教师，从没想过要从事党务工作。林业部的决定是经过民主评议的，学校的干部、教工已经投票把自己选出来的，如果硬顶着不做，那会给组织带来很多麻烦。思前想后，顾先生接过了学校党委书记这个重任。
教育部刚刚启动“211工程”建设，为了保证学校能顺利通过“211工程”初审，顾先生带领全校师生加班加点，查问题、找差距、想办法、定措施、搞建设……短短的几个月，学校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个阶段，顾先生带领班子成员，走访一个个实验室，整天楼上楼下跑着，过度的劳累造成他的血压直线上升。
记得有一天，我陪他到北医三院做检查，医生给他开了药，建议他休息。为了不影响工作，他让我替他保密，回学校不要和其他领导说。就这样，他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二十几岁的我，也是非常听话，真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一直都替他保守着这个秘密。现在想来当然很后悔，幸亏没事，不然我很难原谅自己的。在大家的努力下，学校进了“211”。直到今天，北林的师生仍然能从这项工作中获益。
可造化弄人，次年清明，慈父见背。有一天，姐姐告诉我，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一脸凶相，会织斗篷和蓑衣，夜里还出去捉蛇。我问她欢喜不欢喜，她说不知道。日子一长，他便不再陌生，成了我们的继父。
继父是个噩梦。他抽烟酗酒，打牌家暴，门门在行，而且懒得抽筋。母亲低三下气从外面求来的工作，他从来都不做。为了糊口，母亲只得代夫做工，终日在工地上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累得两手堆茧，双脚起泡。而我成了家里主要的男丁。砍柴，刈草，挖土，犁田，喂猪，担水，洒扫，掰苞谷，挑红薯，都是我的日常作业。村里人因此把我唤作“老女人”，意思是什么都能干。我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有童年的孩子。但是看着别人嬉戏打闹，你奔我逐，我的心里也会觉着空落。
我希望家里买一头牛，这样放学后就可以跟别人一块去山里牧牛，顺带摘野果采蘑菇，三伏天还能跳塘里游泳；我希望我也有周末，可以圈地为阵打弹珠，可以三五成伙躲猫猫，可以拎只蛇皮袋站在塘畔钓青蛙；我希望当我在学校被人打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爸爸骑着摩托怒气冲天地赶来，用食指指着对方的脸说：“你，给老子住手！”；我希望每回走亲戚的时候，母亲不要一吃完晌饭就叫我回家，能让我在那多耍一会儿，多待一会儿……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
十五岁那年，我瞒着母亲，兜里揣着祖母给的五百块钱跑到了县城。在这之前，我从一个村医口里得知，有个老乡在县城当老师，所以决定投奔他。经老乡引荐，我被安排在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三班。班主任复姓欧阳，她把我放在最后一排。我又黑又矮，一身土气，将近一个多月都没有同学愿意和我说话。而我竟没有觉得尴尬，也没有难过的意思，只盼家人不要来学校找我就好。
等期中考试成绩一出来，班里的座位就任我选了，因为我考了年级第一。欧阳老师找我谈话，她听完我的故事，只字未言。第二天中午，她托班长递给我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孩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干娘。从那以后，我食宿都在干娘家。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欧阳老师视我如己出，她对我全面敞开，毫无保留。她胸中的万千人格，她世界图景中的万千气象，深深打动了我，激励我在“十有五而志于学。”
初中毕业，我考了720分（总分750），长沙雅礼中学派老师来找过我，我瞒着干娘婉拒了他们，选择了县城一中，这样可以离干娘近一些。高中三年故事多，恕我不能一一说。此间令我痛苦的有二：一是大姐姐的远嫁（大姐于我最亲，她远嫁云南，因难产而殁），一是干娘的离开（高二上学期，干娘患乳腺癌，晚期，腊月二十四小年夜辞世）。
我曾经一度埋怨大姐的远嫁，她怎么舍得抛下我去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呢？孤身一女子，凄凄何所恃？但等到我自己填报志愿那一刻，我才理解，她是厌倦了这个家，她想走，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扪心自问，这何尝不是我心所想？所以09年9月，我不顾姑伯的反对，一个人负笈内蒙。
本科四年，我心无旁骛，整日价在图书馆。从古希腊三哲，到当代鸿儒，一路都有我的倾心。我有困惑，有挣扎，有神往，有推开一扇窗的喜悦，有心魂交战的酣畅，有为国家、为农民、为诗、为艺术、为思想、为学术和为抱负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暗夜的宁静中呐喊的充实。去年底学院有意保送我到某名牌大学高教所读研，不得不承认，以我的卑微出身，这条路算得锦绣康庄——博士毕业在高校任教、访学、发文章、评职称、当教授，但诗骚李杜、孔孟老庄于我的人格及性情熏染过久，甚至有一段时间，无论在课堂、在餐厅、在宿舍，还是在嘈杂拥挤的列车里，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我满脑满心都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类的古语，尤其是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联，无论如何，我都绕不开。这也是我的迂腐之处吧。
相较于枯坐在书房里研究教育理论，我更愿意投身鲜活的教育实践，所以我放弃保研，跨专业报考中文系研究生，梦想以后回老家当一名语文老师，办一所真正的学校，藉文化、情怀、知识和眼界去影响更多农家青年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竟然被公费录取了。
如今，“知识改变命运”变数加多，“读书无用论”尘嚣甚上。据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有用的只是权势和金钱，关系和背景。“穷矮矬”们以“某丝”自嘲，以魏晋名士自居，以无所事事为荣，还颇有自鸣得意的味道。殊不知，“某丝”充其量是阿Q的现代版，激进的言语暴力并不能掩盖内在的空虚和软弱，“某丝”跟欧美“垮掉的一代”有质的差异，他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同样肩负着推卸不开的家庭责任和人伦礼仪。
前不久，我回老家给祖母庆寿，村里一个孩子对我说：女人还有二次翻身的机会（他一个姐姐嫁到市里，男方有车有房，还经营着两家超市），男人一出生就完蛋了。他初中毕业在即，可考试每科都不到六十分，拿不上毕业证，技校都没法读。他想去深圳打工，问我那里有没有熟人，因为听说那里工资最高。
临行前，祖母告诉我，村里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而且好多初中都没念完就南下广东了，可没过几月又回来，在村里混几天又出去，来来回回这样子。她还叮嘱我不要同他们有什么交际，“头发染红，男娃还戴耳环，穿得像妖怪，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偷鸡摸狗，坏得很呢！”祖母乜斜着眼提醒我。
我想，他们是被现代化抛弃的一代，他们在十岁时已能看穿一生：无非是父兄辈打工漂泊的命。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最美好的憧憬献给城市，又将劳动所得悉数转移到当地的第三产业。他们一看见书就头疼，在抱怨和牢骚中，在贫穷和懒惰中，仇富和仇官的民粹情绪像野草一样燎原、像青苔一样疯长。
然而，再瘠薄的土地上也应有生长，再贫困的人生中也应有歌唱。在他们的人生里，如何能有新的生长，新的歌唱？好政府、好制度当然重要，但如何激发底层——虽然我很反感这个称呼——人群的追梦意愿，提高他们的追梦本领，增加他们人生出彩的可能，则不得不仰赖教育。梁漱溟之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之晓庄师范、钱穆之新亚书院，窃以为，先人筚路蓝缕之初衷，大略如此。
我的梦在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