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俳句与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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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俳句是宗教智慧与文学审美相结合，诗禅双修的结晶。禅宗在意境追求、题材选择和表达形式等方面都给与了俳句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

关键词：日本俳句；禅宗；寺庙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6426（2013）01-012-04

引 言

俳句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韵文学最早的传统形式――和歌，经过短连歌到长连歌再到俳谐连歌的发展，在室町时代后期，山崎宗鉴、荒木田守武等人又将俳谐连歌的发句独立起来，产生了最早的俳句。俳句被称为世界上最短的格律诗，一首俳句由十七个音组成，每首俳句有一个季题。季题就是指与四季有关的题材，与春夏秋冬四时变迁有关的自然界现象及人事现象都包括在内。松尾芭蕉在俳句史上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使俳句由俗到雅，由滑稽文学到严肃的文学。而后又经过谷口芜村和正冈子规等人的改革，俳句日趋成熟，并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法国和英美。当代著名诗人赵朴质就创作了不少汉俳。此外，我国还有著名的以日文创作俳句的葛祖兰，出版有《祖兰俳序》。在法国，有人模仿日本俳句的形式创作了“法国俳句”，在英美，产生了许多“英俳”诗人和俳体诗理论家。如“垮掉派”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就用英语创作了七百多首俳句。

一、俳句与禅宗邂逅

俳句有一种独特的简洁凝练，自然闲寂的艺术韵味。而俳句艺术魅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宗。“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音译简称，其意译为“思维修”或“定静虑”，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铃木大拙曾指出：“迄今为止，俳句是用日本人的心灵和语言所把握的最得心应手的诗歌形式，而禅宗在其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卓越的天职。”（郑民钦，2004：274）禅的参与直接推动了俳句的审美情感和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完善。可以说，从俳句正式进入艺术殿堂的松尾芭蕉时代到当代新俳句，期间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禅宗对俳句的影响不仅从未消散过，而且已经成了俳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像血液一样渗透到了俳句的每一个细胞里。

“禅”于6世纪起源于印度，印度禅讲静观，讲无我，形式上以坐禅为主。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期把印度禅宗引入中国，到六祖慧能时期，禅宗脱离了印度的厌世生活态度和苦修参禅方式，追求一种顿悟，一种精神，强调个人的体验和感觉，由此开创了真正的中国式禅宗，而影响俳句的正是这种被汉文化变异的产物。到唐末，中国有禅宗五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十分兴盛。奈良时代，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日本，但并未产生很大影响。镰仓时代，僧侣荣西将中国临济宗传入日本，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为日本武士们“提供了不靠一切形式、不依任何他力即可成佛的法理”，（刘毅 ，1994：176）因此得到镰仓幕府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人们对禅的关注和重视。其后，僧侣道元传中国曹洞宗入日本，此后临济宗和曹洞宗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俳句诞生于室町时代。叶渭渠指出：“室町时代的文化，不是有禅宗的影响，而是禅宗成了室町时代的文化。”（叶渭渠，1997： 199）室町时代，从统治阶级的室町幕府到平民百姓，禅宗思想已渗透到日本生活、艺术的各方面，对绘画、建筑、剑道、茶道、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方面尤以俳句较为显著。

禅宗与俳句得以水融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日本俳人多为僧人，或者与僧人、寺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有“俳谐之祖”之称的山崎宗鉴，是战国时的禅僧。“俳圣”松尾芭蕉早年曾跟随禅者北村季吟学习俳句，后来跟随佛顶法师参禅，他还喜爱阅读各种禅师语录。著名的女俳人加贺千代女在经历了丧夫又丧子后深感人生的无常，51岁时剃发入佛门，号素园，所以也被称为千代尼。剃发修行，参禅打坐使她对人生和俳句创作有了更独到的体悟。

二、禅宗对俳句的影响

禅宗对俳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意境追求方面。禅宗精神的实质在于“悟”，“悟”就是靠自身的体验抵达存在的智慧彼岸，是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归，讲求“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在禅宗看来，概念和理论体系都是附加之物，它不是心灵的一部分，它只是使人暂时变得知识丰富，却不会帮助人们获得“悟”，对于追求禅的大智慧的人来说，“悟”就在于一瞬间的得道，在于电光火石间的大彻大悟，它不依靠任何外力，只能从自己的内心寻找到答案。年纪尚轻的僧人总是渴望从老者那里获得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智慧的老者从来不会告知任何秘诀和要领，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秘诀和要领。“悟”是直觉的体验，是直接与心灵沟通。铃木大拙说过：“要了解日本人，就意味着必须理解俳句；要理解俳句，就应该体验禅宗的悟。”（铃木大拙，1989）严羽也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郭绍虞，1983：12）俳句创作正是追求灵感的捕捉和直觉体验。“にとまりて眠る胡蝶かな”（译：石老寺钟的裂缝里，酣睡的蝴蝶哟。）这一景象的出现也许是出于“无意识”，但与疲倦了停落在吊钟上的彩蝶柔弱的身躯相比，沉重的青铜吊钟是个庞然大物，当圆木撞击，铜钟轰鸣时，这只安详的蝴蝶会怎样呢？强烈的大与小，强与弱的对比，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无穷的遐思。禅宗的生死观、无常观，皆浓缩在这十七个音里了。俳人捕捉到自己瞬间情绪，将个人的直觉体验以直接的方式记录下来，俳句的“禅意”也正是体现在这里。

俳句取材多来自于大自然。禅宗所倡导的“山林水鸟皆宗佛法”的内聚理解方式和“我心即山林大地”的外射观察方式的结合，使得俳人们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溪都感到亲切，用心灵直接和自然沟通。这也许正是禅宗所说的“梵我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俳句亲近自然还与日本俳人与僧人和寺庙联系密切有关。僧人们爱自然，因为他们住在寺庙里，远离市井和人群，环绕他们的是自然山水，鸟语花香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由于禅院一般在山林之中，禅僧们得以与大自然终日相随。他们同情自然，亲近自然，并发自内心地模仿自然。他们观察着为市井之人所不知的虫鸟、山兽、岩石和溪流。这种观察的特殊之处在于深深反映出了他们的直觉。和那种博物学家不同，禅僧要在观察中直接契入对象的生命。因此不管描绘什么，都必定表现出他们的直觉，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蕴含着‘山与云’的精神 。”（铃木大拙 ，1989：27）河合凯夫写道：“碧流のその先をゆく青”（译：碧水奔流，熏风吹起在前头。）夏天，熏风吹过河面，碧绿的水哗哗向前流去，熏风拂过青葱的草木，草木在风中摇曳。碧水，熏风，草木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夏日情趣图。俳人对自然的爱，犹如农人对四时变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感知，他们以一颗顺应自然的心虔诚地企盼在收获的季节里得到自然丰盛的赠与。俳人们以直觉描写自然，将自己和自然融合，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熏风在前面吹起，而“我”直接契入碧水的生命中，

“我”就是那“碧水”一直向前流去，有湍流，也有平静，但始终一往无前。俳人们从自然中寻求慰藉，远离纷扰的都市，于是他们笔下的自然更显超然脱俗。如河合凯夫的另一首俳句：“ 神ながら禅いくたびも音をえて”（译：面对亡魂，秋蝉几度变鸣音。）秋天是万物凋敝的季节，所以秋天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通常都是感伤的。面对亡魂我们感到悲哀，以这样的心情来听秋蝉，似乎鸣音中也充满了悲伤悼亡之情。然而，秋蝉是活的生命，它的鸣叫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秋蝉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把其放在更广阔的的天地中来看，蝉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却是接近永恒的存在，面对人事的变迁，禅的鸣音会改变，却不会停止，人的多变在自然的不变面前显得那么渺小。而人生就应像秋蝉一样，以超然脱俗的心看万事万物，在人与自然的深深契合中无所执着。

禅宗的宗旨是“不立文字”，当宗教的直觉必须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特别讲究文字的简练，不是曲折隐晦地点到即止，就是借用种种比喻，以此来激发读者的主观想象力并期待有所领悟。在这样的宗教观的影响下，俳句创作上也追求凝炼含蓄、气韵生动的审美境界。俳句形式上短小凝练，内容上却表达深邃，由此形成了言简意繁的创作特色。俳句都是十分短小凝练的，只有十七个音节，但却蕴含着创作者博大的思想和复杂的情感，而且俳人们喜欢以具体景物动植物来做比喻或象征物。当然，这种的短小凝练的形式也符合岛国人细腻的性格特征。

当代著名俳人佐藤和夫酷爱养猫，出版有俳句集《猫也如人》，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短日の日向消ゅれぼ猫もまた”（译：冬昼阳光转瞬消，猫犹觉寂寥。）诗中写道，冬天的阳光非常短暂，转瞬即逝，阳光消逝后留下的阴郁，让猫都感觉到了寂寥。然而真的是猫感觉到了寂寥吗？作者并不能走进猫的内心世界，其实真正感到寂寥的是作者自己，“猫”不过是一个比喻或者幻像而已。禅宗讲“世界万物，皆我心幻化。”由于俳人们擅长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因此山水、草木、花鸟均为有情有义、通人性的存在。这也是俳句艺术生动形象的缘由。

铃木大拙说：“在感情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人往往会沉默不语。因为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把此时的感情确切地表达出来，或许连十七字也过于多。无论在什么场合，多少受到禅的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情，产生了用最少语言的倾向。如果十二分地表现了感情，就失去了暗示的余地，暗示力是日本艺术的秘诀。”（铃木大拙，1989： 154）俳句是俳人们突然跃动的灵感之光的捕捉物，它是俳人们的情感碎片的最精炼的组合。它往往借用各种比喻或欲言又止地点到即止，以期待读者可借助想象的翅膀自由驰聘，在有限的语言环境中感悟到无限的思维空间，追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日本近代俳人泊月有名句： “负曝冬日下，物我两忘情。”表达的正是这种与自然融合的喜悦之情。当代俳人宫崎重作收录在《苇航》中的这首：“梅くやに逢えるとてろまで”（译：梅香阵阵，走到尽头见故人。）翻译成汉语后寥寥的十二个字，却好似讲完了一个故事：有人追随着阵阵梅花香，走到尽头和故人相会。安田笙在解释这首诗时说：“唯有极端的迷妄才能有极端的悟道……此句究竟表现的是‘迷妄’呢，还是‘悟道’呢？”（李芒，1991：6）也许这故事正是比喻一个人“悟道”的过程，在这之前也许他罪孽深重，也许他碌碌无为，当他穿过梅花香，穿越“一花一世界”到达尽头，便完成了自我救赎和启迪，和故人的相遇表示心灵的回归，回到生命的起源中去寻找自我。十几个字却包含了如此多的内容，可谓做到了言简意繁。

三、关于俳句与禅宗结缘的思考

可以说，禅宗与俳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深深契合在一起，从内容到形式，禅宗的影响早已深入到俳句的“骨髓”。这种宗教智慧与文学审美的结合，对一种文学形式来说，到底有几分积极意义，几分消极影响呢？

从禅宗对俳句情感内涵的积极影响来看，禅宗使俳句由俗到雅，由滑稽诙谐、插科打诨到清新有趣又不失严肃。禅宗思想强调的“悟”、“梵我合一”等，使得俳句具有超然脱俗的闲寂美。众所周知，松尾芭蕉之前的俳句，往往过分流于庸俗而不具有太多艺术价值。松尾芭蕉是使俳句由俗到雅的功臣，他笔下流溢的“闲寂”和“余情”皆是受了禅宗的影响。可以说是松尾芭蕉俳句中的禅宗因素提高了他俳句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当代的俳句在禅宗的影响下依然延续着这样的雅和超然脱俗，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俳句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例如饭田龟太的一首俳句：“雪山の どこもかず花にほふ”（译：雪山永不动，樱花正芳春。）樱花因为短暂所以美丽，生命因为无常所以可贵。雪山象征不变，变与不变静默对峙。

当代的俳人们从禅宗精神中获取养分和灵感，他们在题材选择上依然偏向于自然。他们的每一次创作都犹如一次修行，是身体和灵魂的对话才产生了如此精美的句子。禅宗的独特魅力使俳句数百年来保持了恬静寂寥的风格，一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非凡的艺术感染力。禅宗为浮躁的现代人提供了宁静思考的可能，而俳句依然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但是，禅宗对俳句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积极的。首先“悟”和“物我合一”必定要求俳人们远离市井，远离社会，到自然中寻找绿洲。过度的出世思想会让俳句表现为对当下的生活和社会的过度疏离，缺乏与时代的共鸣感。其次，禅宗倡导人们回归自我，从自身寻找生命真谛，这不利于诗人关注与挖掘重大社会历史政治等题材，从而把创作局限于个人情绪抒写的狭小天地。因此在风云骤变的世界中，俳句显示出的是久居庙堂之远的孤寂，这多多少少影响了俳句的发展。

结束语

从禅宗对俳句形式上的影响来看，禅宗追求的“不立文字”、直觉体验等使得俳句简洁含蓄，独具韵外之致。而俳句的兴盛也使得禅宗思想传播到更为广阔的范围，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欣赏俳句而对禅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禅宗抽象的禅理也由于俳句这种文学形式的表达显得通俗易懂。但是禅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俳句的发展。总而言之，俳句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已经被广泛流传和不断发展，理解俳句与禅宗的联系有助于读者更深层次地体验俳句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郑民钦.日本民族诗歌史[M]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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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 .陶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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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彭恩华.日本俳句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7] 李 芒.当代五人俳句选译[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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