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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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外在表现――资本悖论问题入手，指出悖论的本质在于混淆了生产技术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直接缺陷在于缺乏对厂商预算线的外生性分析，而其本质缺陷在于对市场经济所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历史性的视而不见。文章提出以此为基础建立包含社会生产关系的全新的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完全的社会生产函数需要包含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技术关系，前者主要通过组织要素来反映，后者主要通过生产要素来反映，前者实现组织生产过程，后者实现具体生产过程。因此，基于市场生产组织形式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也必须加入市场组织要素。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社会生产关系；根本缺陷；厂商预算线；组织要素

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缺陷是什么？不是经济人假设，不是效用评价假设，不是完全理性假设，也不是市场出清假设。这些都不构成问题的主要方面，尽管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或片面性，但作为人性假设的一般，其在总体上具有合理性，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新古典经济学摒弃了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关系。仅仅包含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不一定是完备的经济学，但没有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一定是不完备的经济学，或者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经济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外在表现

新古典经济学在其逻辑范围内似乎能够自圆其说，似乎尽善尽美。从经济人、完全理性、市场出清等基本假设出发，以效用论和成本论为基础建立消费市场和生产市场的供求均衡交换体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通过帕累托改进论述一般均衡的最优性（社会福利最大化）。一座大厦就此建成，新古典经济学建立起了类似物理学一样优美的科学架构，既精雕玉凿，又宏伟壮丽，让人叹为观止，让人顶礼膜拜，似乎无懈可击。但形式的完美掩饰不住本质的缺陷，面对社会历史经济的一次次危机，头头是道的新古典学者变得一次次的哑口无言。同样的情形也当然出现在其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外在理论表现足以动摇其存在根基。

1953年，罗宾逊夫人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开启了“两个剑桥之争”。　“两个剑桥之争”，一方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教授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方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辩论的重点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问题。资本的悖论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利润率（利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即计算利率时，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率，而计量资本时利率又成为了外生变量，从而导致了理论上两者的不能同时确定；二是资本密度增加与资本倒流、技术再转换的矛盾，资本倒流问题集中表现在利率（r）与人均资本使用量（K/L）之间的复杂的几上几下的多向关系上，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两者之间只存在唯一的反向单调关系。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尽管索罗在随后的1969年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的回应依然强而有力，其指出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的存在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合理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换句话说就是其建立的这一套框架根本就与现实完全不符，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指导政府工作。然而，新剑桥学派自身也并未找到经济理论新的出路，社会生产关系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仍然没有得到重视，异质品加总问题在他们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并遭到了萨缪尔森等人的攻击，以至于帕西内蒂悲观的认为，“要使资本的‘金融’概念和‘技术’概念一致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1]。

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问题从其理论体系内部一针见血的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存在基础，但不幸的是随着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西方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再一次进行了“定向筛选”，只保留了赞歌，而将质疑迅速放到了脑后。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但这只是自欺欺人，根本的问题是无法得到掩盖的，历史的事实将会一次次把伤疤揭开，并显示给世人。

二、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内在本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外在缺陷的本质在于其理论建立基础的不完备，否定社会再生产存在根本――社会生产关系，而仅仅强调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要素的技术关系是根本不完全的。社会生产关系把生产力中人和物的要素结合起来，使生产力由可能变为现实，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要义。试图否定经济学的历史范畴而去为某一种社会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定会使一切巨大努力变得徒劳无功，因为永动机是造不成的，不管你是投入了多少人力和物力，在道理上行不通的事情，与真理相违背的事情，一定会注定不能长久。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内在本质。

资本的“金融”概念和“技术”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前者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而后者所反映的则是生产技术关系，前者是社会再生产的组织要素，后者是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2]。这也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看似完美，实则无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效用论中个人的预算线――收入来自于生产要素的分配，那么在生产论中，厂商被外在赋予的又是什么？会计学上称其为资金，政治经济学称其为预付资本，而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称为等成本线，与前两者相比新古典概念的消极化非常明显，刻意泯灭了对其由来探讨的可能性，但厂商预算线的由来正是问题的关键，（本文后续内容都将其称为厂商预算线，以彰显现实生产函数的主动性）。厂商预算线的含义会是资本品吗？显然不是。一是资本品异质本身无法汇总，二是与生产函数明显矛盾，等成本线所包含的是生产要素投入的汇总，而资本品只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那么，厂商预算线的含义又是什么？厂商的预算线，也即我们一般所表述的资金投入，或者政治经济学所称的预付资本，就是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用资本的金融概念所反映，是市场经济社会再生产的组织要素。姚宇（2012）的一篇短文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就是资本预付，就是金融资本的生产组织，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3]马克思说，“货币资本提供了生产的第一推动力”[4]，一语中的。

社会再生产，社会产出，首先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规模，其次才决定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厂商预算线相对于生产要素收入的个人预算线而言是外生的，其决定于某一社会中市场经济所反映生产关系的规模和发展潜力。任何一个现实的经济社会都包含有多种社会生产关系，既有可能同时包含奴隶生产关系组织奴隶制的社会生产和庄园经济制组织庄园制的社会生产，也有可能同时包含自给自足家庭经济的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组织市场化的社会生产，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哪种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组织力量更具扩张力、更具占主导性。比如同样的生活服务洗衣做饭，既可以选择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也可以选择家庭自给的生产关系，显然后者并不纳入市场所描述社会产出的范围。反映市场经济生产关系的厂商预算线是外生的，今天的市场经济厂商预算线具有很大的变化空间，至少主要决定于两方面：一是其对家庭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替代，这既包括一般的家务劳动，也包括小农社会的家庭自给化生产；二是将闲置生产要素进一步纳入市场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

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对上述论证提供了充分的支持。首先是家庭自给自足经济所覆盖的生产要素游离于市场经济的要素供给线之外，这正是所谓GDP评价无法包含家务劳动的原因，也正是市场化过程中后发国家GDP快速增长的首要原因（自给的家庭化生产产出被市场化生产产出替代了，当然替代的原因是后者更具生产效率）。其次，即使所有生产要素都被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所覆盖，生产要素的供给线也并非保持垂直，社会产出同样需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

按照闲暇与劳动的效用替代关系，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如图1，而在一般情形下劳动力供给线主要出现在拐点左侧，劳动力供给曲线会表现为图2形状。这时，由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需求线的移动会改变社会再生产中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规模。

图1-2中W代表工资，L代表劳动力，S代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D代表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在通常情况下其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一条曲线，厂商预算线增加所带来的需求增加会带来市场所覆盖的劳动力的增加。

资本品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是社会再生产除劳动外另一核心生产要素，政治经济学称为第I部类。资本品的供给曲线同样存在当前和未来的替代关系，当资本品价格低于其再生产成本即折旧时（折旧既可以包含技术进步，也可以不包含，既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也包括存货的减值损失）［5］，其可以选择当前闲置而在未来供给。

图3-4中R对于需求曲线代表资本品的边际收益率，对供给曲线代表资本品的折旧率，K代表资本品货币衡量的供给总量。这时，厂商预算线的增加，由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需求线的移动，会增加社会再生产中资本品生产要素的规模。

自然资源的供给曲线同样如此，其供给同样包含着当前与未来之间的取舍，当资源（或替代资源）再生产成本低于当前价格时，其会选择当前供给，反之其会选择不开采。（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存在一个理论上供给的可能最大值，即现存全部资源，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图5-6中P代表资源的价格，其中供给线决定于资源的再生产成本，需求线决定于资源的边际收益，F代表资源量。这时，厂商预算线的增加，由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需求线的移动，会增加社会再生产中资源生产要素的规模。

由于要素的供给曲线普遍表现为一种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要素的闲置在理论上就成为可能。现实的情况正是如此，失业、土地荒芜、资源待开采、机器闲置、库存商品增多都在社会上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厂商预算线，即市场经济所反映生产关系，所覆盖的生产要素与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总和并不相一致，市场经济所决定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存在一个外生的生产组织功能去形成生产，这个生产组织功能就是资本预付。

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改造

新古典经济学所表述的基于市场生产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社会再生产的全貌，其既不能反映社会再生产中这一生产关系与其他生产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也不能反映这一生产关系本身规模的伸缩性，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作为我们社会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个完全的社会生产函数需要包含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技术关系，前者主要通过组织要素来反映，后者主要通过生产要素来反映，前者实现组织生产过程，后者实现具体生产过程。因此，基于市场生产组织形式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也必须加入市场组织要素。

以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典型代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为例：

Y=A・F（K，L） 式1

其中，Y代表市场所反映的社会产出，A代表技术，K和L代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K和L之间存在边际替代关系。由于生产函数中缺乏对生产关系的表述，缺乏对厂商预算线决定的分析，劳动和资本不得不被作为确定的外生变量给出。该模型的结论是如果储蓄率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将稳定于人口数的自然增长率。储蓄率决定于社会习惯，其在短期保持稳定具有合理性，即使由于外因有所调整，经济增长率在剧烈波动后也会回归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一结论显然与世界各国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不相一致。

不难看出，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尽管储蓄率相对稳定，始终围绕40%波动，但相关数据根本无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很难发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引入市场组织要素将社会生产关系纳入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达到对其的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组织要素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因时代差异而会有不同，是历史的范畴，反映了不同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其既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建立初期的贵金属――黄金，也有可能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外资，也有可能是市场经济初期以银行为基本信用体系的银行信贷，当然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国家其更多的表现为市场信用。市场经济组织要素的引入使得K和L成为生产关系的内生变量，市场经济的生产函数首先决定于市场经济组织要素，原有的简单函数变为复杂函数。

Y=A・F=　A・F{K（C），L（C）} 式2

其中，C代表市场经济的组织要素，组织要素的具体形式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相关。组织要素的形成，组织要素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尽管具有历史性，尽管从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但其在一段时间内是具体的，是可以通过政策制度和政策机制等调节的。尽管银行信贷只能部分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后十五年市场经济组织要素的投入状况[7]，但1993-2008年经济发展的这一历史数据也支撑了公式（2）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性，两者趋势在整体上具有同一性。

图81993-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贷款余额增速比照图

通过政策机制的调节，如引进外资或限制信贷等，市场经济组织要素的增加或减少会改变生产预算线，预算线的改变会导致总供给线的左右移动。市场组织要素的规模会改变市场的生产规模，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社会产出长期供给线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仅仅带来总需求变动而整体无效的判断不相一致。毫无疑问，新的生产函数更接近于现实，其可以给出所谓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解释，而使凯恩斯政策不再依靠物价下降和工资粘性等并不太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效果的原因是总需求曲线移动的同时，厂商预算线也在向外移动，总供给线也在发生着向右移动，从而使得市场经济所表达的社会产出显示出增加。

四、本文创新和进一步的研究

对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的解释：

1、将资本的“金融”概念和“技术”概念区分是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的关键

资本的“金融”概念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组织要素，形成生产预算线（当然并不是形成生产预算线的唯一原因），其增加会带来市场所反映的社会产出的增多；资本的“技术”概念是生产要素，其与劳动力有边际技术替代关系，其价格折旧率与人均资本品拥有量存在单调关系。资本悖论的本质就是混淆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关系，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而不见，是对历史变化的视而不见，是对市场经济唯一性的盲目信仰，是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化。

2、本文创新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外在表现――资本悖论问题入手，指出悖论的本质在于混淆了技术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新古典框架的直接缺陷在于缺乏对厂商预算线外生性的分析，而其本质缺陷在于对市场经济所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而不见。对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本文引入市场组织要素构造了全新的生产函数，并基于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和AS-AD模型论述了其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区别和现实有效性。

在本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一个复杂社会中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竞争选择机制，是选择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还是选择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生产，或者选择整体计划的社会化生产；二是预算线外生时的社会效率问题，一旦预算线外生，原有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效率的论述就整体上不再成立，现实的社会效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市场对效率的贡献主要在哪些方面都有待讨论；三是预算线外生时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生产关系一旦被纳入生产函数收入分配的决定就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表述的决定于要素生产贡献的边际产出，生产关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决定机制也有待研究；四是新的生产函数所反映的经济增长问题，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一直缺乏微观基础，所谓工资刚性假设建立在价格下降基础上其实并不普遍，新的生产函数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

【注释】

[1]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其差异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研究.第八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可参见，姚宇.投资与预付资本：概念辨析及厂商生产起始动力初探[J]新西部.2012（2）.

[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5]关于资本品定价基于折旧率而非利率，可参见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研究.第八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但在资本品供给线形状的描述上该文有错误，本文进行了更正.

[6]本文储蓄率计算基于索罗模型所规定的储蓄等于投资，投资率等于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