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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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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贵州乡试概述

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沿用了明朝旧制,也分为文科、武科两种形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清代统治者重视文科考试,朝廷的栋梁贤士都是从文科中出来。文科的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第二级考试为乡试,第三级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三种。

乡试为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例如,“顺治元年十月定乡试俱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皇朝通典》卷二十八),因乡试在秋季举行,所以称为“秋闱”,又因发榜在九月中旬,此时正值桂花盛开,故俗称“桂榜”,又因发榜取寅、辰日支故也称“龙虎榜”。《皇朝通考》卷四:“二年定秋八月举行乡试,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三场试题,均如旧例。”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考一场,考试时间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第一场,考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因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故前五名称为“五经奎”。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

在考试内容方面,清沿明制,主要是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等。《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主要的参考书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要做好经义文章,就必须精通儒家经典,以他们的学说、见解为准绳,而不能有所超越。

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来定,并随着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二十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贵州地处偏僻西南,以少数民族居多,当时交通不便,读书人多半清贫,进京赶考很不容易。要进京赶考需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财力,作为进京的盘缠;第二要有体力,要经过跋山涉水和风吹日晒的磨难;第三要有毅力,没有坚定的毅力只能半途而废;第四要有学力,自己必须有真凭实学;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些还需要运气。清初,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贵州传播,汉人也随即迁入,从“调北填南”“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贵州的汉化逐渐加深,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尊师重道,文风日盛,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明清之际,贵州中进士者达七百三十余名。

二、考查乡试孟子题之出题规定

自清入关到清朝灭亡,文字狱便与大清一朝相始终,清朝前期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出题时就会受到一些避讳文字的制约。考官在出题时,还要注意到皇帝的关心、爱好,顾及到现行的政治政策。《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乡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而首场皆试八股文。康熙二年,以八股抄袭,废之。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二科而罢。四年复三场旧制,七年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由考官拟出。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大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理性,表题不许出本年时事。”《会典事例》卷三三一:“雍正元年,会试二场论题,仍用孝经,又定,第一场四书题,考官密拟进呈。雍正十三年,又复准,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是年谕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择取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遂使士子易为揣摩,倩人代作,临场抄写,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幸取科名,嗣后凡考试命题,不得过于拘泥,俾士子弹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觇实学。其时文字z甚严,考官畏祸,故致如此。”可见乡试出题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如“论题专用孝经”。有的涉及到敏感的字句又不能用来出题,故考试之范围缩小,士子易于揣摩。

清代从顺治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通过对贵州乡试孟子题的收集、整理,把乡试孟子题所出的榜次、题目、章句罗列出来。在康熙十四年,遇三藩之乱,停止十四、十七科考,至康熙二十一年补考。咸丰五、八、九、十一年停科,至同治六年补考,同治八年补考。

三、考查乡试孟子题出题频率之高低

经考查得出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尽心章句上》,这一篇里总共出了二十三次。其次出题频率较高的是《公孙丑章句上》,此篇共出十一次。《滕文公章句上》出题频率也较高,此篇共出十一次。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有《尽心章句下》,此篇共出十次。接着就是《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都共出了五次。

在《尽心章句上》中,这一章主要讲“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一种精神境界,人经过“反身而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提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这里的“心”“性”“天”“命”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重要范畴。它构成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孟子的宇宙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观以及修身养性的方法。乾隆三十年,孟子题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强调天和人的统一,人的“心”“性”受之于天,因此,人与天相参,天与人合而为一,强调天人的统一、均衡、和谐。光绪二十三年,孟子题为:“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强调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该为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雍正十三年,孟子题为“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这一章孟子主要谈社会经济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孟子提出要提高生产,减轻税收,社会经济提高,人民就富裕了。能够使人民的粮食变多,像水和火那样,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就不会有道德上的“不仁”的人了。康熙二十九年,孟子题为:“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的人,把他比作海洋、日月,他认为孔子最可贵的是他站的高,望的远,并且像水一样,盈科而后进,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