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的角度看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思维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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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这场交际活动过程中，人是思维活动的主体，但因其思维受到职业、性别、教育、知识、文化、个人素质等多方面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重语言思维中折射出的文化差异，了解不同的语言思维方式，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本文着眼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思维方式，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阐述：(1)汉语思维体现意合，英语思维偏好形合；(2)汉语思维中体现伦理、人文关怀，英语思维中偏重规律，客观事实；(3)汉语卓著于具体、形象思维，英语擅长于抽象、逻辑思维。本文希望帮助翻译爱好者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确切地说，翻译是文化的转换，是思维模式的转换。

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思维方式；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05-0198-4

1　引言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2004：1)它涉及人的认知、审美、语言文化素养、对翻译的认识等诸多因素，可说是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翻译过程中“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文化的部分和载体”(ibid.)。在转换一个文本的语言信息的同时也在传达其蕴含的文化意义。因此，翻译、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可归结为：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最杰出的财富——语言，没有文化不可能产生语言；反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是文化的生命线，语言反映文化，是文化的沉淀，语言中的精华又可以说是文化沉淀的沉淀；翻译即用语言记录反映文化、传播文化和帮助文化发展的人类活动。

以汉语与英语实践转换为例，人是思维活动的主体，其思维方式因职业、性别、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和个人素质的差异而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同一民族的人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同一文化氛围中，其思维方式存在共性。不同民族的人，其思维方式虽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往往是相异迥然。对于译者来说，对比研究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异同，特别是了解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减少和消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重要举措。

2　汉语思维体现意合，英语思维偏好形合

汉语和英语的句子基本结构在语言学的角度上都是主语连接谓语连接宾语。但仔细比较，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句子在思维表达的形式结构上仍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最基本的表现就是“英语重形合(bypotaxis)，汉语重意合(parataxis)”(孙致礼，2003：73)。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曾在其《译意》(Translating Meaning)一书中说过，就汉语和英语来说，意合和形合的对比是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所谓形合，是指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需要一种语言形式手段(如连词或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而意合则指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进行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来表达。”(ibid.)具体来说，英语的句子通常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以谓语动词为中心，借助诸如分词、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之类的连接手段，把句子的其他各个语法成份层层搭架，呈现出由中心向外扩展的“分散式”结构；而汉语一般通过多个动词的联动式或流水句型式，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理推移的方式，把一件件事情交代清楚，呈现出一线形的“排列式”结构。

(1)Ordered!Oh，everything is ordered when a person has to find some way out when he has beenstupid.

命中注定!啊，一个人干出了傻事情，要替自己找理由，那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

英语原文中用两个表示时间的“when”状语从句来连接主句，体现出句子的语言层次和逻辑关系。译成汉语时却不需要任何连接词，完全依靠语序直接组合：“一个人干出了傻事情，要替自己找理由，那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充分展示了汉语的简洁特征。总而言之，英语用“明示”手段，汉语用“隐含”方法，来表示各自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

汉语的意合句虽有简洁顺畅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形合句需要“一刀切”地全译成汉语意合句。事实上，汉语也可以用形合句翻译英语的形合句，这样做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原文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译出原文所包含的强调意味，即所谓的“本着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

(2)It will be of no use to us，if twenty such should come since you will not visit them.

既然你不肯去拜访，即使搬来二十个，那对我们又有什么用?

汉语中使用了“既然”、“即使”这样的强调字眼，因而更突出了说话人的不满情绪。所以，原文的形合句究竟是要翻译成形合句还是意合句，译者可以视情况而定，哪种译法有利就采用哪种译法。

3　汉语思维中体现伦理，人文关怀，英语思维中偏重规律，客观事实

中国先哲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大，关注世界、认知世界并非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源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青睐。连淑能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提到儒家思想“关心的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连淑能，2002：41)。英语文化来源于观察自然、分析自然、了解自然继而控制自然的心态，是把自然视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同自然作斗争的认知传统。

这种不同首先反映在词语表达上。在英汉或汉英翻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某些词语不能也不可按字面直译的情况。例如汉语可以讲“救火”。如果按汉语字面直译成：“save thefire”，西方人肯定会迷惑不解：“大火怎能解救呢，难道不是要扑灭吗?”地道的英语则会直述其客观事实，即“put the fire out”，直译为“灭火”。在中国发生火灾后，大多数叫“救火”而不叫“灭火”，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文关怀。所谓“救火”，不仅仅是扑灭大火那么简单，同时也包含了抢救伤员和财物的含义在里面，是对“火灾”处理的最好概括。失火的时候，首要任务还是救人和抢救财物，灭火也是为救人服务的，所以善良的中国人都把“灭火”称为“救火”；其次，确实“救火”比“灭火”听起来更显得紧迫和必要，感彩更强，更加强调了语气。

重伦理思想观念在汉语的宗族关系称谓上得到充分体现。中国人注重长幼之分，极其重视辈分尊卑。因此，汉语中亲属称谓特别复杂，而英语的亲属称谓则相对比较笼统。例如：“王海和李亮是表兄弟。王海的母亲是李亮的姑母，李亮的母亲是王海的舅母。”英译为：“Wang Hai and Li Liang are cousins，Wang Hal''s mother is Li Liang''s aunt who is the sister of Wang Hai''sfather，while Li Liang''s mother is Wang Hai''saunt who is the wife of Wang Hai''s mother''sbrother.”，语义是很清楚的，反映的关系也很清楚，而讲英语国家的人则需要破费周章才能弄懂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的关系。在英语中，“aunt”一词的中文注释既包括姑母也包括舅母，同时还有伯母、婶母、姨母之意。要分清“aunt”一词在句中具体所指人物身份，需要冠以名字。例如王海的母亲叫李秀兰，则称“aunt Xiulan”；李亮的母亲叫胡连敏，则称“aunt Lianmin”，但是这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4　汉语卓著于具体、形象思维，英语擅长于抽象，逻辑思维

中国翻译大家傅雷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过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距离甚远，认为西方人善于抽象，长于逻辑分析；中国人喜欢具体，善于形象综合。他在写给罗新璋的信中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转引自陈福康，1992：393)中国人往往以形示意，在头脑中对记忆表象进行综合加工改造，从而以最接近意义的语言表达。中国的汉字也最突出体现这一点。比如“‘雨’《说文》：‘水从云下也。一象天，冂象云，水零其间也。’水从云层落下叫作雨。天幕、云层和雨水的连体象形。”(林宝卿，2000：69)英语中抽象、逻辑思维方式的特点则可以从英语词语的功能性上看出。例如汉语中的“旦”字，表示人们远远看到太阳从海上升起，红光与海浪相连的形状，意为天亮；在英语中译为“daybreak；dawn”则是依据时间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得来。

一个“喜欢具体，善于形象综合”的民族的人，去阅读“善于抽象，长于逻辑分析”的民族的文字，有时因为吃不准原文的意思，翻译中不是作出误解误译，便是生搬硬套，让读者莫名其妙。

(1)She sits up late.

她坐到很晚。

这本是个非常简单的英文句，译者没有去仔细琢磨词语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而是停留在表层思想的对应上，导致了传译的偏差。译者只要认识到“sit”是个持续性动作的动词，就会认识到这里是指“持续到很晚”。其实，“sit up”是一个英语俗语，意为“不睡，熬夜”。因此，这句话应译为：“她熬夜熬得很晚。”(或：“她很晚才就寝。”)

(2)……for what can be prettier than an image of Love on his knees before Beauty?

……痴情公子向美貌佳人跪下求婚，还不是一幅最赏心悦目的画儿么?

“love”和“beauty”是两个抽象名词。试想一下：如果译者不化抽象为具体，而是直接译成“爱情向美貌跪下求婚”，读起来会是一番什么滋味呢?

正是西方人喜欢抽象而中国人喜欢具体的缘故，英语的句子常常用抽象名词或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作主语，而汉语的主语却大多数是人或有生命的东西。例如，英文原文用“it”作形式主语，属于抽象概念；汉语译文则不宜如法炮制，宜改为“人们”作主语。

中国人特别喜欢用具体形象词语比喻抽象事物，以物表感，状物言志。如：“脚踩两只船”(比喻因为对事物认识不清楚或存心投机取巧而跟两方面都保持联系，straddle two boats；have a foot in either camp)；“一石二鸟”(比喻做了一件事情得到两种好处，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枯木逢春”(比喻重获生机，get a new lease of life)；“蒙在鼓里”(be kept in the dark)。英语中也用具体形象词比喻抽象事物，但常常喜欢用抽象名词指代具体事物。

汉语中的量词数量多，文化内涵丰富，生动形象，这也是汉语形象化的表现。例如，在与数词“一”合用时，有：一面镜子(a mirror)、一朵花(a flower)、一把椅子(a chair)、一张桌子(a table)、一支笔(a pen)、一辆汽车(a car)、一位客人(a guest)、一头猪(a pig)等等。英语只保留了原文的指称意义，原文量词的形象性则未能保留。

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思维方式对比研究可以看出，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自文化传统的差异。思维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必定随着文化传统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文化传统随着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因为文化是开放的系统，不同文化之间会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逐渐地体现出认识自然客观规律和改造自然社会实践的气息，国人愈来愈重视科学，运用科学，科技兴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翻译界也改变了长期不重视理论研究的局面，理论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翻译工作者不再满足于感悟式的评价和随想式的阐发观点，而是力求运用理论全面系统地研究翻译中的问题与规律，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在翻译工作实践中紧密结合起来，学术界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语言、文化和翻译之间有血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种认识对学习翻译，学习用语言进行文化交际而言非常重要。“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的转换”(陈宏薇，2004：24)，是思维模式的转换。同时要更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和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世界的差异。而在心理世界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对比研究汉语和英语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学习汉英翻译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