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产业工人的现实处境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第三章 产业工人的现实处境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几十年来，物质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在为经济增长贡献漂亮数据时，却很少享受到这种变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新生代打工者的境遇

频繁的跳楼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富士康普工招工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无数打工者应征。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对记者透露，凡是年满16.5周岁和不超过33周岁的，都可前来应聘。

今年12名自杀者中的多数人，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富士康。其中，不乏离开富士康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这个他曾经恨之入骨的工厂的。对富士康员工来说，他们渴望跳出公司这堵“围墙”，但围墙之外的生活，却让他们无法适应――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现实。

“谁都可以选择工资高、环境好的工厂，谁都眼红待遇好、福利好的国企，没有背景和学历的我们，根本没有踏入那个门槛的机会。”李卓悟说这番话时，心底的纠结只有他最清楚。

富士康的劳动强度大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们甚至喜欢加班，为此讨好主管，以博得加班机会。对那些出身贫寒的工人，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许多人现在能在富士康熬下去，是为了赚点钱早日摆脱富士康，回家做点小生意。而对那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熬不下去就难免会陷于绝望而寻短见。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深圳农民工问题有较为透彻的研究。在他看来，“跳楼”并不仅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员工的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上世纪80年代，深圳外来工工资每月高达200～600元，但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也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制度庇护的城镇职工工资增长迅速，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差距越拉越大。在刘开明看来，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新一代工人所获得的薪酬，远远低于第一代打工者。

而新一代打工者又承载着太多的期待，包括家人、社会和自己。他们渴望在城市立足，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扬名立万。而现实却是当头一棒，微薄的工资、高昂的物价，他们永远走不进城市“这个圈”，甚至遭致歧视，因此感到无助、无奈与无边的寂寞、恐惧。在社会学家眼里，新生代打工者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对社会有深刻的排斥，因此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自弃自绝――死亡。

新生代工人在工作环境、安全健康、权益保护等方面，处境困难和凄凉。曾有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2009年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中国工人”位居榜单次席。这则新闻触动了大洋彼岸中国人的神经。

《时代》杂志对中国工人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去年中国经济顺利“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如果不是《时代》杂志将高调感人的评语，献给这些打工者，恐怕人们很难意识到工人的悲苦与伤痛。“中国工人”入选《时代》年度人物，值得社会反思。

破除自杀“魔咒”

富士康在“跳楼事件”接连发生后，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并为此展开了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设心理热线和发泄室，帮助员工缓解压力。“心灵港湾工作室”的开设，旨在疏解员工心理压力，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仪器放松身心，还可以去宣泄室击打橡皮假人。

而在“12跳”发生的同时，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表示将亲赴深圳了解情况。此外，员工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到问题或困难，要及时向“员工关爱中心”等部门进行反映或求助。

“富士康的做法，让我觉得受宠若惊。在这里习惯人情冷漠，公司的突然而至的关怀让很多人不适应。”李卓悟觉得公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作用可能有限。他就试过一次，最近他的产品差错率有点高，被领导点名评论，压力很大。一次，他走进宣泄室，狠狠地击打橡皮假人，以发泄胸中之块垒。但是这件事被工友知道了，很多人对他都有戒备心理，甚至认为他有些不正常，刻意与他保持距离。此后，他再也没去过。

在卢新跳楼的第二天，郭台铭除了请来北大和清华大学的心理学专家坐诊外，还专门致电公司商务长李金明，要求资方配合工会，加大、工会的监督力度，把工会的独立性体现出来。富士康行政与工会同时发文，严格控制任何超时加班，在部分一线车间播放员工喜爱的背景音乐，部分宿舍安装和加高防护栏，甚至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希望破解死亡诅咒。他们正在力图阻止跳楼惨剧的发生。不过，效果却难言乐观。富士康跳楼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凭借自身的少许改变，显然难以扭转目前这种势头。

深圳市总工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认为富士康的新生代员工，对富士康现有的管理模式、制度和方式方法，有着要求变革的强烈冲动。从今年的跳楼者年龄来看，仅有一人是28岁，其他都在20岁左右。深圳总工会负责人表示。“跳楼事件的连续发生，暴露了富士康在管理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

富士康在寻求解决之道的同时，也在绞尽脑汁推卸责任。《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要求：“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富士康观澜区的一员工告诉本刊，这完全是公司想推卸责任，这份换了面孔的劳资协议书要求员工在《信》的下方签字，一些员工在持观望或抵触的态度，他们坦言一旦签字对自己将很不利。迫于压力，郭台铭于5月26日收回这一“免责协议”。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徐景安建议，富士康首先要转变企业的经营理念，真正将员工的满意度、幸福感作为重要的指标。应该在富士康的员工中开展幸福感和满意度的调查，以了解员工的真实感受，并作为改进管理的依据和考核管理者的尺度，改变他们眼睛朝上不朝下、见物不见人的毛病。

管理人士王育琨认为，治理企业的关键在于治人。富士康的失败，在于它已经固化地将员工鲜活的生命肢解，通过加班给加班费的方式刺激员工们长时间加班，长年累月只做一件事情，把人当成了机器，捆绑在了生产线上。这种极端不利于个体发展的模式，最后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富士康跳楼事件频繁发生后，苹果、惠普和戴尔、诺基亚等国际知名电子企业表示，它们将调查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苹果表示，已经指派一个团队，评估处理自杀事件的措施；戴尔表示，任何有关戴尔供应链恶劣工作条件一旦证实，会采取恰当的措施进行处理；而诺基亚也表示，已经同富士康接触，只要有问题都会被查出和处理。

作为一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富士康在控制企业成本的时候，往往会无视员工的利益，一味地压低劳动力价格，延长劳动时间，对员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也是富士康死亡“诅咒”的根源所在。如果不重建企业文化，改变劳工待遇，取消不对等的制度，员工心中的恐惧、无助和绝望就难以消除。

同时，仅凭企业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强势介入，尽应有的义务，站在员工一边，更多地为工人谋福利，加强企业的人文关怀。如果继续漠视下去，再漂亮的经济数据，也换不回百姓的认同。

富士康员工越不过的藩篱

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底薪为900元，包员工吃住，还帮买保险。如果算上加班，员工大约能拿到1500元到2000元工资。在平均工资超过4000元的深圳，这一数字显然十分寒酸，但这就是工人的现实处境。很多企业工人的工资更低，还不能按时发放。

富士康的员工每天可享受11元的工作餐，住8人一间的宿舍，里面空调、洗衣机、浴室，卫生间一应俱全。衣服脏了，可以交给专门的公司清洗就行。如果员工不愿住在厂区内，公司还会给员工相应的房贴。就工作强度、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还算不上真正的“血汗工厂”。

富士康龙毕园区的配套设施也不错，设有两个大的健身房，配备了几十台健身设备，厂区内还有运动场以及5个游泳池。工作之余，员工们可以去健身。同时，公司还专设了网吧，页工们下班后可以去上网。最关键的是，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但富士康员工规模太过庞大，问题很客易显露出来――这些资源分配到龙华区30万员工身上，就显得擞不足道了。由于僧多粥少，很多时候去了也抢不到位置，工厂的这些服务设施员工大多无法享受、很多人也不愿意去，觉得在厂区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再去这样的公共场合觉得很压抑。有些人宁可步行几百米，花几块钱去外面的黑网吧打网游，也不愿去公司免费的网吧跟别人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