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叫铁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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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年夏季，收到了铁凝送给我的一套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铁凝文集》，共九卷册。我按照习惯顺序，将三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和两部散文集依次排列在书橱里，排列后的书脊上呈现出铁凝的签名，不由得会心地笑了。眼前，这套装帧简洁、气质端庄的集子，使我想起了一个情形，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河北省中医院急诊室工作，我的护士长（作家张峻叔叔的夫人）从医院收发室取回了一个纸包，大家好奇地围上去看，争着问纸包里裹的是什么。当韩护士长小心翼翼地用剪刀把纸包拆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套崭新的《孙犁作品集》。“孙犁寄给张峻的新书。”韩护士长介绍说。那一刻，人们用新奇的目光看看韩护士长，又看看那一摞码放整齐的书，没有人提出要翻看，因为大家觉得这样的赠予是很郑重的，仿佛一经旁人之手，就会扰乱了它应有的“秩序”。
今天我也在感受同样的情形，只不过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北京。虽说年代不同，但是“赠予”与“接受”的意义是不变的，那份心情也是相同的。作者赠予的书和去书店买回的书其寓意大不相同，前者的分量要重得多。我曾多次收到过作者的赠书，这些书除了它本身的意义之外，还承载着信任和情意。而我收到的第一本赠书也是铁凝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铁凝送给我一本《会飞的镰刀》，那是她的第一部文集，在扉页上，她用钢笔题上了几个字：
宾宾指正
友凝凝
以后由于工作变动，忙于琐事，加上补习外文，为晋职做准备，我一直没能再阅读她的作品。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在我家门口的一个书店里见到了铁凝的一本集子，便把它买下了。当时我女儿读小学二年级，我告诉她写这本书的作家是妈妈幼年时的朋友，小学同学。从此她记住了。一次我的同事来家里做客，她忽然跑到书橱前，取下那本铁凝的书并翻到印有铁凝照片的那一页举给客人看：“阿姨您瞧，这是我妈妈的同学，也是我妈妈小时候的朋友铁凝阿姨，她是作家。”这时候的客人还没有坐稳，就又欠起身来回应孩子的热情：“哦，是呀！我看看……真好！那么你长大了也像铁凝一样当作家吧……”
女儿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她是一个不爱表现自己、性格内向的孩子，见到生人还有些腼腆，没想到她却以自己的方式，那么勇敢、热情、真诚地向陌生人表达她心中的骄傲……
岁月就像河水一样，静静地流淌在高岸之间，流走了岁月和青春，也带走了哀愁、快乐、伤感和惊喜。年复一年，看似彼此相同的日子承载着新的哀愁、新的快乐、新的伤感、新的惊喜接踵而来，有一天不以为然的人们终于发现，今非昔比。
我的母亲和铁凝的母亲是同事，所以我和铁凝几乎是在不记事的年龄就做了邻居，最初的儿歌是跟大孩子们学的：“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婆儿上茅房……”黄昏时分，在我们住所的走廊前总有蝙蝠飞来飞去，我们管它们叫“老婆儿”。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同时考取了河北小学甲班，寄宿在学校。同学三年，同吃同住同学习。这三年中，铁凝曾先后担任过班长、桌长（食堂吃饭，固定八个人一桌，有一人担任桌长，负责就餐秩序和卫生）、宿舍长和学习委员。她的语文作业几乎全是“五分”满分，是班里的好学生。我们班同学朝夕相处，之间的情意与丙班走读生相比，会亲密很多。“”开始后，学校停课，离开学校那年我们九岁。之后我和我的妹妹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
七十年代初，我们跟随父母回到了保定市，那时铁凝在保定十一中学读高中，我就读于职工医学院护士班，毕业后留在附属医院急诊室工作。有时候去她家玩，她有事也来医院找我。
那时铁凝家在城内主干道上的一幢形同苏式建筑的筒子楼里。当时伙伴们的家多数都住在这样的楼房里，各家各户在楼道里摆开炉灶和炊具，简单地操持着一日三餐。楼道里的光线很暗，得摸索着行进，但置身其中，会让人体会到“过日子”的情趣。室内和楼道俨然两重天地：房间高大，采光适中，你可以尽情地经营属于你的那份事业和生活。
铁凝家里有不少藏书，她说这是从事创作的工具。她的父母非常重视孩子早期心智的开发和艺术素质的培养，曾安排女儿跟一位北京的舞蹈教师学习芭蕾舞，也带领她拜访作家和诗人，指导她的文学创作。当时她家外屋的小木桌上摆放着一张铁凝跳芭蕾舞的黑白照片，如果不是走近细看，真会以为是哪位芭蕾明星的剧照呢。铁凝曾被一所北京的部队文艺单位选中，而最终她选择了下乡插队，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一名作家。她的天分：聪慧、勤奋和家庭的影响决定了她后来的人生道路。
铁凝讲求生活品位，追求高雅情趣。这与她家庭中的艺术氛围有着直接关系，家庭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必然的，潜移默化。我曾向友人描述她：“铁凝早期的文学作品反映河北乡村生活，语言和内容很土气；然而她的外表和生活方式却不一样，很洋气。”
她的洋气还表现在她的诗里，忘记了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她的一首诗，这样写道：
毕竟
也是一件
衣裳，
心灵就被她
紧紧地
包藏。
你视线的
脚步
到达
也许只需
刹那，若要抵达心灵
怕是
得用一生的
时光。
品来真有点儿三十年代“新月派”诗歌的味道。
当年，教授我们一年级语文课的班主任是位特级教师，她的长子王新桥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如今他在一家中美跨国公司工作，已是博士了。每次回国，他都要去书店看看，买下铁凝的新作，这已成为他多年的惯例。他被我们称为铁凝忠实的读者。显然，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Fans 或盲目的追随，也不是简单、程式化的阅读者。我相信他在欣赏那些故事的同时，也在寻求一个时代的印迹，追踪我们少年时期的背影，享受常人难以体验的岁月滋味和生活乐趣，与作者共鸣。
那个记录着我们少年时期无数个旧日时光的城市，被铁凝的笔反复描摹，一次次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那里有我们的老师、同学、朋友，还有我们昔日的校园――教室、宿舍、食堂、操场……逝去的记忆纷至沓来，纵横交错的是今日与往日相互的注视：讲台上方悬挂着的画像，两边各悬四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诚实”“勇敢”“活泼”“团结”。
到了清明时节，学校组织少先队员为烈士扫墓；期末考试后，老师将同学们编成若干小组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因为我的父母和铁凝的父母同在省直文化系统工作，老师便把我们分在同一个宿舍、同一个学习小组里。
老师们的教诲和训导至今萦绕耳畔：“注意听讲，别走神儿！”“坐直了，底下别搞小动作！”“同学们要明确学习目的，你们是革命的后代，肩负着时代的重任，是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同学们系在脖子上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的好学生。”我们就在老师这苦口婆心的教诲下，共同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启蒙教育。
每逢重要节日，学校就把相邻的部队战士们请到学校里来，和全校师生联欢。每周周四的晚上，学校都会在大饭厅为寄宿生放映故事影片，有《达吉和她的父亲》《农奴》《今天我休息》《刘三姐》《英雄虎胆》《钢铁战士》……河北小学是前河北省唯一的一所招收干部子弟的全封闭式寄宿制小学，是一所半军事化管理，有着革命传统历史的学校。中饭四菜一汤，晚饭两菜一粥，每周洗一次澡，很刻板，但在当时的六十年代，这样的生活也算奢侈了。担任班主任老师的多是省内最好的教师，校舍和教学条件也属于当时省里小学中最好的。作为这所学校的学生，会觉得自己很神气。
每学期期末放假前，各班级都要出节目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于是，课余时间的教室前、宿舍里都成了我们的排练场地，节目里，铁凝经常担任主要演员。平时我们宿舍的女生还把将要讲到的语文课文编排成短剧，演给全班同学看，比如《蚂蚁和蟋蟀》，铁凝在剧中扮演蟋蟀，还有表演唱《我有一个理想》：
我有一个理想，
是个美好的理想。
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
要把农民当。
……
养得牛羊满山坡，
养得大鱼满池塘。
……
最后一句是：
这个工作多荣光！
铁凝的表演是认真的。今天，虽然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可我还能回忆起她的每一个表演动作。
没想到的是，她高中毕业后果真下乡插队当了四年农民。有段时期国家有规定，每个家庭只允许留一个孩子在城里，我身边的不少同龄伙伴响应号召下到邻近区县插队，因我已经工作，不在此范畴之内。还记得那是个冬天，天黑得很早，下班后，我在街边等车回家，每天的那个时候，市中心的有线广播里都会播放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内容，还播放铁凝下乡插队前写的决心书。播音员的语调气宇轩昂，充满着豪迈的激情，那鼓舞人心的声音一遍遍地在暮色苍茫的城市上空回荡，使我想起当初铁凝表演《我有一个理想》的情形，然而当她唱过的“理想”就要成为现实的时候，倒有点儿假戏真做的感觉。许多人家为了让孩子逃避上山下乡，忍痛将他们送去参军，铁凝有了当文艺兵的机会却放弃了，选择到农村插队，还不知道前景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她心中的理想是当作家，只知道她是带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典范。心中暗想，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插队期间，她的小说《夜路》《丧事》《蕊子的队伍》相继在省内外文学刊物上发表，当我再去她家玩时，发现她的书桌上方挂起了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那是她到北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期间，茅盾、张天翼等文学前辈和与会代表们的合影。铁凝指着照片上的茅盾先生兴奋而骄傲地告诉我说：“这是茅盾，跟我们合影的是茅盾先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铁凝的母亲志英姨与我母亲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那时候她们同在一个大队，同住一个通铺，一起下地干农活、盖校舍。从干校回城以后，被分配到不同的单位工作，从此见面的机会少了。那一年初冬，铁凝换季回城，我和我的妹妹去找她玩，不巧她出去不在家，志英姨问我们从哪儿来，让我们等她。我说，我们从我妈妈的单位来。她兴奋地说：“噢，那离这儿不算远呀，我得去看看你妈。这就去！”
她戴上一条当时很时髦的毛织三角头巾，快步走出了家门。这一幕在我十八年的人生阅历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让我看到了，原来大人们之间是这样交往的，那么单纯，充溢着激情；原来情意也可以这样表达，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原来她们也和孩子一样，有种急于见面、渴望宣泄情感的欲望和热情。我喜欢这样的热情，它令人难忘。
令人难忘的还有铁凝对文学的痴迷、用功和执着。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保定有较强的震感。大震之后，余震还不断发生，心有余悸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楼前院落中搭建起了防震篷。当我见到铁凝谈起当下的境况时，才知道她依然闷在炎热、寂静，令人望而却步的楼房里写作。
那一时期里，我的同学们各奔了东西，有的下乡插队，有的进厂当了工人，有的进机关做了行政工作，还有的上了大学。年龄稍大一点儿的同学居然有嫁人成家的了。我们在一起会说到同学们的情况，说到有人结婚时我们便窃笑，不太懂为什么，只觉得有点儿惋惜，有点儿替人家不好意思。同学们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除非刻意。
1979年铁凝返城了，调到保定地区文联《山花》编辑部担任小说编辑。办理工作手续时她拿着体检表到医院来找我，我们看到，她的文学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返城前的春节，铁凝回家休假，她送给我一张照片。那是她的一张中景黑白照片，背景应该是北京展览馆镶花的玻璃门，她身穿一件横条无领衫，背着手在那里微笑。我把照片接过来，她又拿过去在照片背面题字，我打量着她俯首写字的样子，那是我们成人后我第一次打量她：她被太阳晒黑了，但皮肤依然细腻；她眼睛黑亮，睫毛密长，笑容明朗，音色纯净，身材适中。在女孩圈儿里属于气质不凡的一类。
写好了她递给我看：
送给宾宾
友 凝
79. 春节
字迹间洋溢出那一时期青春少女固有的纯粹和可爱。
纯粹，是由单纯而来。
而今，那单纯还在吗？
2008年春节前，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联谊会上，我看到铁凝的笑容依旧明朗，无论她在何时何地，在怎样的境况下出现，依然能让我们看到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影子，在我的眼里，她还是那个天热时就把发辫盘在头顶上，穿一件无领衫（这样的装束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的女伴儿，青春靓丽，充满朝气。然而在这影子之外，又多了几分成熟、干练和沉稳。
我向她走过去，“凝凝！”我叫她。
握住我的手她迟疑了片刻，有点儿惊异地望着我：“噢，是你！我们都好久没见面了……”
的确，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以至她一时没有认出我来。
“你是怎么入场的？”她疑惑地问。
我笑着不答。
“哎，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认识我们作协的人？……”她追问。
我笑着含糊道：“我是‘混进来’的……”
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然后也笑了：“什么时候？是这次吧？”
我点点头。
“祝贺你啊（加入中国作协）！”
“我也祝贺你，来北京（担任中国作协主席）。”
“你来北京多久了？”
“二十年了。”
“哟，那你是‘老北京’了。”
“哪里，还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变。”
“你是在大学里工作，对吧？”她接着问。
“是，我们办有一个杂志。”我与她交换了联系方式。
“咱们班的曾大鸣也在北京。”
“是嘛！他做什么工作？”
“在石油部做一个部门的领导。”
“噢，那挺好。”
“志英姨、铁扬叔叔他们都好吗？”我问。
“都好。我想让他们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可他们年纪大了，不愿意换环境。”
“是，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不愿意动。”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可是我想让他们来。”她加重了语气说。
我们都是家中的长女，我自然体会她的心情。我为了让我的父母来北京与我们共同生活，有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和从没间断过的动员工作，可至今没有效果。
我用理解的眼神给她以回应，也扫过她耳垂上那枚珍珠耳钉，她的脸上立刻掠过一丝微妙而腼腆的神情，和小时侯一样，那瞬间的流露，正是她内心真实的反映。此时我发现，她还是那么漂亮。不同的是，目光里所包含的内容丰富了许多。
伴随着心血和汗水，铁凝一路走到了今天。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时常关注着铁凝的进步和成就，她适度的处事方式，勤于创作的文学态度，使她的作品愈趋丰满。而我们至今也没把她当成名人，当成官来看，虽然她是官，是名人。无论是谈起她，还是见到她，从来都是“铁凝”“凝凝”地叫着，同学相见还会说起童年时期那些旧闻轶事，哪怕彼此间施展过的小伎俩、小把戏，也成为如今最珍贵的记忆和美谈。“河北小学”“甲班”，仿佛是我们固有的资本，是我们那个时代同龄人的骄傲！
岁月的河流亦如往昔，静静地流淌在高岸之间，流走了岁月和青春，也带走了哀愁、快乐、伤感和惊喜。年复一年，看似彼此相同的日子承载着新的哀愁、新的快乐、新的伤感、新的惊喜接踵而来。
2008年8月 于北京季景・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