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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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各国纷纷掀起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浪潮。与此同时，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不同的研究模型对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的相关性做出了不同结论，对养老保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老龄化促进养老保险改革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6.9%，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其特征表现为：程度高、速度快、数量大。

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之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被打破，因此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最初的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企业对职工承担养老保障的责任。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个人、企业、政府共同缴纳养老费的格局。1991年和1997年，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与《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思路。2015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存在了将近20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制”的终结，近4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

近年来，世界各国一直在探索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缴费方法和给付待遇等问题。在此环境下，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发展包括居民消费、居民储蓄、投资等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在政府征收利息税、降低银行利息率、鼓励个人信贷消费的刺激之下，个人储蓄存款依旧逐年攀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高达48.5亿元。

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的基本模型框架

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的基础模型是由安东（Ando）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建立的生命周期模型。继而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将退休年龄作为外生变量，即退休年龄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并将生命周期模型发展为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在1988年，谢弗林（Shefrin）和泰勒（Thaler）为了考察储蓄行为背后的原因，将心理因素加入到生命周期模型里，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B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的关系，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模型。为了弥补生命周期模型只注重分析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安排的缺陷，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戴蒙德（Diamond）建立了世代交替模型，此模型开始涉及企业行为与代际之间的关系，为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在世代交替模型的基础上，巴罗（Barro）加入了利他主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私人世代转移模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继续。

世界各国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的

实证研究成果

基于对美国1929年-197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费尔德斯坦在安东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函数的基础上，指出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引起了财富效应与税收效应。1971年因缴纳养老保险税费使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了510亿美元，从而使个人储蓄余额减少了180亿美元，体现了养老保险的税收效应。1971年的养老保险财富为20290亿美元，进而使个人储蓄余额减少了430亿美元，这体现了养老保险的财富效应。综上所述，个人储蓄的总量减少了610亿美元，而1971年美国的个人总储蓄余额约为610亿美元，因此，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使个人储蓄降低了30个?50个百分点。

巴罗说，他的父母会将一部分养老金储蓄起来，并以遗产的形式向子女转移资产，这种资产转移的方向与养老保险制度资产转移的方向正好相反。基于这种观点，他在费尔德斯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消费函数，并加入了三个新的变量：失业率和收入的相互作用变量、政府盈余、耐用消费品。

在巴罗的消费函数中养老金财富的系数，要远小于费尔德斯坦的消费函数中养老金财富的系数，并且失业率和收入的相互作用变量与政府盈余变量的系数都是较为明显的。因此，巴罗认为，如果在消费函数中加入新的变量，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就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显著了。

贾佩里（Tullio Jappelli）对意大利在1989年和1991年的公共养老保险与个人财富之间的关系做了数据调查和研究。其中，对于养老金财富的计算是在个人预期的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替代率（预测的养老金收益与退休前收入的比值）的基础上完成的。贾佩里建立了一个财富与收入的比率函数，X代表影响财富与收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的数量、教育水平、居住地区、收入的稳定性等。系数测量了养老金财富对私人财富的替代程度。

用OLS法和工具变量法同时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为一个很小的负值并且显著不为零（1989年为-0.156，1991年为-0.114），贾佩里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对个人储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由于“引致退休效应”的存在与人们对与养老保险制度稳定性的质疑，这个挤出效应并不大。

此外，金尚浩（Sangho Kim）和莱纳（Rainer Klump）基于德国1984至1999年的面板数据，对养老金财富与私人财富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在回归模型中，J代表家庭编号，是误差项，自变量W是家庭的非养老金财富，Z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的收入、年龄、年龄的平方、年龄和收入的相互作用变量、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与子女数量等。利用最小一乘法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养老金财富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不为零，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养老保金富对私人财富存在挤出效应，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德国储蓄率持续降低的现象。

金尚浩对韩国劳动厅1998年?2005年的劳动与收入面板数据与韩国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做了相关分析。在回归模型中，W代表家庭的非养老金财富，Z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收入、年龄和收入的相互作用变量、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是否为双职工等。

LAD模型回归结果表示，养老金财富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不为零（-0.378）。此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韩国养老金财富的增加会使私人储蓄减少30?40个百分点。

梅多利（Midori）对日本1996年养老金财富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做了研究。他假设人们对于退休后财富拥有量的决定取决于他们对于养老保险收益和退休后的收入的预期。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目前已退休者财富拥有量和自己退休后财富拥有量之间的差距。

在此模型中，养老保险财富对人们退休后财富拥有量目标的决定有正向的影响，也就是说，与韩国的研究结果相反，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会提高个人储蓄率，养老保险收益对个人储蓄存在“挤入效应”。

封进、何立新和佐藤利用1995年和199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做了调查。他们将家庭储蓄率作为自变量，建立起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而该效应平均为-0.4?-0.3，但不同家庭的替代效应存在差异，户主年龄在35到49岁的家庭，储蓄率会显著受到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其他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

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储蓄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目前还不能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不仅对个人储蓄，同时还对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人们面临的预算约束线以及各种经济激励，从而改变了经济中无数个体的经济行为，同时也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如今，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都面临着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挑战。所以，对养老保险与储蓄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经济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