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驾亲征屡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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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重，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功，理应具有攻则必胜、战则必克的战斗力。

吊诡的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讽刺的是，庸庸碌碌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他，恰恰没有御驾亲征。

亲征之君，出师不利；放权之主，坐取江山，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公元612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马上就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是循环往复，隋军无论如何攻不下辽东城，隋炀帝始终不悟。结果，最初九军渡辽，凡30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2700人，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趁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顿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

继隋炀帝、唐太宗东征之后，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武则天上表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因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这样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显示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对领导者而言，如果对下级干预太多，权力向上面集中，责任向下面分散，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结果反而没有效率。而“讨而不伐”，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图/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