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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理解历史上的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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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五代末年到北宋初,世人对他的评价一直还是很高的,当时修的《旧五代史》中基本上把他看作是正面人物。但之后到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时,对他的评价就不同了,欧阳修称他无廉耻。但有一点,就是欧阳修对冯道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否认。也就是说,尽管对冯道的评价不同,但《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所记的冯道的行为基本是一致的。

大家可能说冯道这个人的人品倒是不错,也做了不少好事,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称他“”呢?连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的时候也骂他是“奸臣之尤”,意即奸臣里最厉害的。即使是对他基本肯定的《旧五代史》,一方面赞扬他的品行如同古时候那些了不起的人,深得大臣之体,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说他一生侍奉了四个朝代,做了六个皇帝的宰相,能称得上忠诚吗?我以前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书里面用很大的篇幅批判冯道,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话单独来看都对,但是要是联系冯道所处的实际环境的话,恐怕还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欧阳修对冯道提出批评时大义凛然,但我们知道欧阳修生活在一个承平之世。宋太祖赵匡胤曾定下规矩,要优待士大夫,所以整个宋朝读书人的待遇都很好。宋朝基本上很少杀官吏,做官的如果犯了罪,最多流放到南方或者海南岛,一般是不判死刑的。对一些犯错误官员的惩罚往往只是降职,调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欧阳修几经沉浮,还能够官居一品,死了以后还被赠予“文忠”的谥号。但问题是如果欧阳修也生活在五代的话,他会怎么办?五代时期的君主、朝代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所以欧阳修对冯道的道德审判恐怕没有放到冯道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加以考察。与欧阳修相比,冯道是非常不幸的,他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最频繁的时期,他的仕途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总共十个皇帝,历时31年。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平均每隔六年要侍奉一个新的朝代,这些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后唐明宗和后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活在康熙、乾隆年间,31年甚至还不到皇帝在位时间的一半,更不用说改朝换代了。而这几个朝代基本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则是趁乱入侵。十个皇帝中除了个别稍微像样些,大都劣迹斑斑,可以说都是暴君、昏君。比如说晋高祖石敬瑭,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的“儿皇帝”,他为了自己能当皇帝,不仅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而且认比他年纪还小的耶律德光做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皇是“乱臣贼子”“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统治了天下,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把他们列入本纪。本纪就是正史里写皇帝的部分,所以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十个皇帝虽然大都昏庸无道,但是他们曾经是天下的统治者。所以说,当时的冯道又能怎么办?除非做隐士。诸葛亮有一句话叫“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最终诸葛亮还是没有苟全,他也出仕了。若真是一直苟全下去,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个冯道。所以即使乱世亦出仕,毕竟治理国家的事务总归要有人去做。如果当时有本领、有品德的人都苟全性命到桃花源去了,难道这个天下真的要全部交给那些“乱臣贼子”,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吗?难道就让刽子手来管理天下吗?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实一点来看的话就应该明白,冯道处在这样一个乱世中,他如果要负起作为一个官员的责任的话,恐怕没有像欧阳修事后指责的那么简单。

一个人处在乱世,应该怎么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怎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司马光和欧阳修认为,“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这就是说,皇帝如果有过错,一定要跟他争论,一定要使他有所认识;等到国家即将败亡了,那就要为他效忠,这样才算忠。但是他们也知道,唐朝以后出现了五代的乱世,“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臣子、知识分子一次次为尽忠而死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比较讲道、有道,能够治理,那么就出来做官;当这个国家无道、不讲道理,乱了,那么就应该隐居山林,或者在下面做一个小官。根据这个标准来看冯道,无论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他都不隐,一直在做官,而且不做小官,都是做最大的官,这就不行了。我们想想看,他们这些话有可行性吗?在乱世之中,有几个人可以安逸地做隐士,没有钱、没有势、没人保护,隐得了吗?在专制社会里,皇帝跟统治阶层会让你隐居吗?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创造一条新的法律,说士大夫如果不愿为皇上所用,可杀头、灭族。也就是说,士人连选择不合作的自由都没有了。天地虽大但能躲到哪里、隐居到什么地方去呢?再说,大官跟小官有没有严格的区别、本质的不同呢?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不是失节了吗?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乱世无论大官、小官都不得不服从现实,大官要做的事小官往往更加推辞不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相反,在这样一个时代,百姓要继续生活,社会的秩序还要维持,像冯道这样的人,尽管他不具有道德榜样的力量,但是如果在不脱离当时实际的情况下,我们对他的行为还是应该予以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当然,对冯道这个人以及他的历史作用、有关他的道德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事实,首先要看他做的是什么事,看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冯道晚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长乐老自叙》,他在文中说:“我不能为皇帝实现统一、安定八方,有愧于我历来担任的这些官职。”他说这话,可见他对自己也不敢充分肯定。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这样的乱世,冯道这样的人是不是一无是处呢?没有了这样的人,是不是有更好的消除当时社会矛盾、为百姓服务的办法呢?这也是我举出冯道这个例子来跟大家一起分析探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