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老马”形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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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唯市场论”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影坛，小成本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细细品味电影，不难感受到小说原著的作者苏童和影片导演李睿令人钦佩的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影片着力书写了主人公老马充满绝望意味的生活状态，展现了真实残酷的人际关系，营造出反思现实生存环境的艺术氛围。老马作为贯穿 “死亡与逃避”主题的体现者，呈现出在生死之间游走徘徊的状态。他身上也夹杂着创作者对诸多命题的象征式体验。

一、“驾鹤西去”的质朴愿望：现代文化的逆行者

作品不断提及的“乘白鹤”的情节，无不是老马的自我想象与安慰。

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长寿、优雅、吉祥的象征。鹤的叫声高亢嘹亮，被视为吉祥之音。在影片里鹤成为展现老马处境与希冀的重要象征符号。“寻鹤”情节也成为影片独具东方哲学意味的精神隐喻。影片开头老马一丝不苟地在老曹的棺木上描画白鹤，后来他又教外孙女苗苗学画白鹤。在家人和村里人都嬉笑他异想天开，把鹳误认为白鹤时，他言辞激烈地反对。但他内心里对白鹤的期盼是强烈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跑到水边找寻他所认为的白鹤，到树下寻找白鹤的羽毛，阻止人们割湖草以免破坏白鹤的栖息地。其实，影片很清楚地交待了在老马所处的环境里，是没有白鹤的。老马追寻白鹤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但是理想的荒谬性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现实世界合理性的质疑，形成悖论意义上的反思。

这种现实与希望之间的落差最终击垮了老马。他没能驾鹤西去，而是被孙子们亲手活埋了。不过，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抑或是满足观众的愿望，影片在活埋他的坟头设计了一片飘飞的白鹤羽毛，以这种形式化、具象化的白鹤形象寄寓对老马的生存困境，展现作品深层的丰富意味。

影片中的白鹤形象虽然数次出现，但都是以精神意念和绘画、织绣等形式存在的。当作品数次暗示老人心中的白鹤不过是他笔下、电视动画片和沙发套上的图画形象时，白鹤就只存留在老人心里，只是他表达自己的慰藉和寄托的精神符号而已。到最后，被埋在地下的老人也只好对孙子们说“回去了给他们说，我坐白鹤走了”，他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驾鹤西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人生结局的终极设想之一，它是一种民俗化、观念化的人生信仰。但是，在影片里也只有老马这样的老人对此还有所眷恋。年轻人对此已经毫不在意。他们可以肆意地嘲笑老辈人的迂腐可笑，可以肆意地破坏鹳（老马心目中的“白鹤”）的生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明显展现出创作者对现代社会里传统文化被漠视、被割裂、被抛弃的反思。影片也就此具有了典型的跨时代性和深刻的人文性。

老马对驾鹤西去的追寻既是对传统观念的守护，也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在某种程度上，守护过去和逃避现实是相辅相成的。苏童说：“逃亡好像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文学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1]老马的情感和行为始终是超越理智和社会环境的。这种不随社会进步而改变的命运结局也使老马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宿命性。老马和他身上的传统想法被子辈们漠视和嘲笑，又被孙辈们亲手埋葬了。无论如何，老马及其代表的传统都逃不开这种被漠视和埋葬的宿命。如果我们把老马的死视作自杀，这种处理生命结局的仪式化进程可以视为是老人逃避现实的成功；反之，如果视为他杀，看成是孙辈们把他活埋，那么也就昭示了老人逃避行为的失败和无奈。从目的性来说，老马的行为目的都是在有意无意中追求死亡。他的希望慢慢破灭，最终在绝望中死去。对于死亡，老马从最初刻意地回避到最后从容却不可思议地死去，透射出他极端的精神境遇，带给影片浓郁的荒诞气息。这种荒诞性的氛围弥漫于影片的各个细节，显示出创作者对生命存在性的思考，对过去、当下及未来的生命意义的探索。作品也由于解读的不确定性充满了修辞意义上浓厚的象征意味。

略显遗憾的是，导演舍弃了小说原著中的部分白鹤描写。比如小说里的白鹤不仅是长寿、美丽的象征，也体现出和老人类似的孤独境遇。它独自飞来飞去，独自到水边饮水。稍有风吹草动，它就赶紧飞走。鹤不止具有单纯的美好寓意，也映射了些许的悲凉和无奈。因此，对孤独的恐惧和逃避使人和鹤的形象具有了对话性。鹤身上的矛盾性也许正是老马处境的真实体现。但是影片没有表现这一点，只是单纯地将白鹤视为遥不可及的精神隐喻，未尝不是一种遗憾。

二、“父权家庭”的逐步消融：代际失衡的亲历者

老马与后辈的关系体现了当前中国典型的家庭关系。他失去了妻子，在儿子家养老，偶尔女儿会接他到自己家待一段时间。按理说老马应该度过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可惜的是，“传统”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往往显得不合时宜。有时它会被当作为实现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存在的秀场，比如某些祭黄帝、祭孔等在孝祀外衣下展开的祭祖活动；有时它会成为文化复古主义者的斗争利器，比如现代新儒学；有时它又会被当作古旧的落伍者随意丢弃。老马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是“孝悌文化”在当下被肢解、改头换面的真实写照。长久以来，中国的代际关系始终都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古代中国社会大多以历史退化论为主流思想。摹古仿古的心态使人们对传统礼制和旧有事物非常尊重，也由此决定了老年人德高望重的地位。社会因而长期处于父权体制中，父辈对后辈拥有无可辩驳的主导权。老人们既是家庭事务的主导者，也是家族社会地位的捍卫者。崇老敬老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式的平等、自由的家庭观念不断被引荐到中国。而且受文化启蒙和民族图强的影响，五四以来中国人逐渐接受了以年轻人为社会主导力量的观念。曾说：“吾国现代之老人，以其于青年时代既无相当之修养，一臻耄耋之年，皆展转于病榻之间，投足举手尚待青年之扶持，其知力之固陋，亦几不识今日之世界为汉唐何代。”[2]在当时这种观念并非个例。比如在鲁迅等现代文学作家笔下，老人常常被当作腐朽、落后的代表，成为被新生事物攻击和反对的对象。这种风气在后来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质疑老年群体贡献、慢待老人的观念却仍未销声匿迹。

随着近年来民族文化复兴的盛行，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之间也在不断爆发论争。而在这种传统和现代斗争中产生的中国新型家庭关系里，代际失衡仍然存在。有趣的是，虽然同是失衡，但失衡双方的地位产生了逆转。父辈由于经济大权和社会地位的缺失，被迫退居到从属者的位置；领导者被夺得经济大权的子辈取得了。这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的老人群体成为了明确的弱势群体。老人们以往对家庭成员的天然的决定权已然消失。不仅如此，他们的命运还常常被迫由子女来决定。两辈人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有趣的倒置。《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老马没有权力选择跟哪个子女生活。他只能被动地接受子女的安排，由儿女的意志奔波来去。饶有意味的是，由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区别，老马和儿女间经常无话可谈。老马的儿子和女儿对他对说的最多的就是“爸，吃饭”、“爸，炕上睡去”之类的话。对于他的权威，儿女们也不屑一顾。以至于平时都懒得争辩的他不得已对儿女们说“看天气我比你们谁差？”，以示对儿女轻视自己的不满。因为在儿女们看来，老马不再能为家庭财政提供帮助，在家庭事务中的决定权和交流权也就自然被剥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他“已经好几年不干活了”。对于儿女们来说，父亲也许就仅仅意味着一个可有可无，只需照顾一日三餐的家庭成员。他在家里也就成了一个多余的孤独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好把交流的对象转向了两类人。一是和他类似的同龄人。当前中国的有些老年人常常自发地聚集一地，或枯坐，或打牌，或简单交流，以此打发在他们看来无比漫长的时光。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等颇为流行的社会观念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笑谈。《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描摹出这种真实的生活状态。故事中的村头成为老人们的社交场所。这里的老人们几乎都是枯坐一隅，让人感觉不到生命和时间的存在。二是和自己的孙辈交流。老马和孙子智娃开玩笑，诓骗外孙女苗苗和他去看别人的坟头。甚至在表情上老马也显现出对待子辈和孙辈的不同态度。对待前者，他一直眉头紧锁，甚至为他们对自己的不尊重勃然大怒；对待后者，他体现出慈祥老者的一面，和他们开玩笑，陪他们打闹。

但中国老人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中。他们对儿孙不满，却仍然对他们牵肠挂肚。老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诉孙子和孙女，“回去了给他们说，我坐白鹤走了”。言语是情感的外化。它并不仅仅是老马对自身结局的最后陈述，更是在他意识里他和子孙辈之间关系的符号隐喻。无论与儿女的关系多么冷谈，老马仍然关心他们，也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下落。但是，两辈人间的隔阂始终存在，于是只好通过第三者（孙辈）代为转达。导演延续了苏童原著中的表述，用独特的话语转述形式反思现代社会里的家庭关系，反思代际失衡的问题。

影片中老马的遭遇正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创作者对当前中国新型代际失衡状态的深刻追问，也是对历史进化论的哲理性反思，体现出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进化进程的错位和对立。

老马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他身上具有明显的身份符号性，也渗透了创作者们可贵的人文关怀，体现出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反思。在他身上凝聚了现代人对纷繁复杂的观念冲突的自我校正。在对现代文明的观照中，创作者们选取了不被人关注的特殊群体，展现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这在娱乐风气盛行的电影行业里，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注定孤独的。也许就正如作品中的老马和白鹤一样，孤独成为了这种艺术探索最好的、也是最无奈的精神注解。参考文献：

[1]孔范今，施站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8-29.

[2].青年与老人[J].新青年，1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