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私塾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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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康熙、乾隆年间的郑板桥，早年家贫曾做过私塾先生，他描述那时的生活说：“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饿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生动地描述出古代塾师的困厄。其实，说起私塾来我们并不会感到陌生―那些身着布衣、面容沧桑的私塾先生摇头晃脑的样子常常出现在影视剧中。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一些身着古代儒服的儿童再一次坐在了仿照私塾的课堂里学起旧时篇章来。于是，搁置已久的《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和过去被认为代表着“腐朽”的“四书五经”重又回到孩子们手中，在琅琅读书声中勾起了人们对往昔的无限遐思和怀念。

私塾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官学下移直接导致了私塾的产生，但私塾这一叫法成为社会常用词则是在近代以后。孔子作为古代的大塾师，学生三千人，被后世尊为先师而备受崇敬。古代的私塾可分为三类：一是富商显贵延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或亲属子弟的家塾；二是地方政府或家族倡议并出资兴办、免费向特定学童开放的义塾；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学童就读的私塾。按照施教程度的高低通常又把私塾分为蒙馆和经馆，前者主要为儿童识字，后者多为成人攻举业。通常所谓私塾多指前者，即启蒙教育。

大多数塾师家境贫寒，束又不稳定，即使像郑板桥那般也常常因为不能及时收到工钱而陷入窘境。选择塾师的首要标准是其所取得的科举功名，最好是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而取入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科举考试淘汰大量的童生、秀才，这些人日后一部分就成为了塾师，他们“将欲属身学界，无学术之可凭；将欲兼营别业，鲜运动之能力”，“欲为商而不能算，欲为工而肩不能挑”。因为没有高等功名，多数人只能出于谋生而从事私塾教学。同时古代的一些有名学者也常常到别人家里教授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理念的传承或者是学生家长的请托。

在过去，塾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存在着有趣的反差，一方面，塾师作为师的一员，与享有最高权威和尊崇地位的天地君亲并列，享有极高的名声威望，被人当做知识精英和道德表率来看待；另一方面，那些粗识文字的塾师对于书文往往臆测杜撰，曲解文意，念白字，读破句，留下了众多的笑柄。“凭三寸不烂舌，单讲诗云子曰，举动一步三摇，满口之乎者也”的举动，更成为人们讪笑的对象。即便是在今天，说起塾师来，大家也往往最先想到“酸腐”“呆板”这样的词汇。但是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今河北省）全省的私塾总数仍不少于3万所，到1928年，全省仍有私塾6277所，其中女塾237所，在塾学生72144人，全国的私塾数量和学生人数可见一斑。在官学没有普遍覆盖的古代社会，倘若没有这些迂腐的乡间塾师，我们的民族又何来道德、知识的继承和发扬呢？

过去学生入私塾不限定资格，只要交纳一定的束即可。梁启超介绍家乡私塾说：“乡有蒙馆三四所，大率借用各祠堂为教室。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几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传统私塾中，学童通常六岁入学，上学当天要有一定的程序，如“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

一般来说，儿童大多在邻近的私塾就读。私塾的教学时间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开馆与闭馆往往根据当地的习俗和农业季节等来决定。为方便务农，还出现了冬季农闲时开馆的冬学。 私塾教学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法规定，因此各个地方，甚至每个塾师使用的课本都是有所差别的。层次较高的私塾教授“四书五经”，层次较低的教学内容大致可分为识字、历史、道德、常识、作文，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例如学童初入学时使用的“上大人”等25字，笔画简单，每个字后面配合一小段历史寓言故事，使得整篇读起来趣味横生。如“八字写来似目眉，唱出山伯祝英台，二人同学有三年，未知英台是女娘。九字写来一脚翘，瓦岗好汉闹唐朝，敬德单鞭来救主，仁贵领军去平辽”。古代的蒙书通常与民间历史知识、俗文学联系在一起，简单易学，容易收到学习成效。像上面的“上大人”从唐代以来一直是学童习字的初始教材，宋代以后更是私塾教学童习书描红仿书所常用，直至民国，历久不衰。清代私塾教学大家唐彪总结经验说：“穷乡僻壤之人，能识数百字者，十人中无一人；能识而又能书者，数十人中无一人。岂果风水浅薄，资质鲁钝至是哉……惟教之认字与多写字，则实受其益。”建议不习举业的子弟与乡间学童应有各自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使其符合实际的生活条件和需求，即在认字写字上下工夫。

私塾的教学比较单一，写字、读书占据主要地位。要求严格的塾师规定，学生应经常坐在位置上，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位。若如厕，必须到先生桌上取“号签”，方能出去。学生若犯规，轻则斥责、罚站、打手心、罚跪；重则打屁股、斥退。当然也有懈怠可笑的塾师，他们可能胸无点墨也可能不屑于较真。周作人说：“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疯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戾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

今天，人们重新回顾私塾里发生过的故事，很容易联想到枯燥、呆板这样的字眼，但其实儿童寻找乐趣的方式亘古弥新，活泼的天性在私塾逼仄的空间里仍旧能量巨大。鲁迅回忆自己的私塾时光说：“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

如今，私塾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其发过的光和热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成为人们缅怀和追忆的对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