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猴年话带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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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猴年，金猴献瑞。猴形文物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该文从各类以猴为题材的文物中选出较为精美者――洛阳新见猴形带钩精品，从其历史流变、造型装饰等方面进行鉴赏研究。

一、猴形带钩及铜雕演变

带钩是我国先秦及两汉时期人们束腰革带上的种挂钩，犹如后世所用之皮带扣，古代又称“犀比”，在当时则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多以青铜铸造，也有用铁、玉等制成，一端曲首，背有圆钮，或作动物形，或铸有花纹，有鎏金、镶银等工艺，每个朝代的风格和做工都不相同。带钩起源于西闫，铜制带钩最早盛行于游牧民族地区，春秋时期开始在中原地区出现，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消失。带钩既然是古人身份的种标志，那么它所用的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精细程度，以及尺寸大小等，都是判断其价值的标准。

本文所述洛阳新见猴形带钩精品，有的通体鎏金，有的花纹为锚金银组成，有的交锚出现鎏金、包银并嵌绿松石，有的锈迹斑斑、古朴自然，均精雕细作，工艺考究，图案规整，装饰美观，反映了战国两汉青铜铸造，以及鎏金、包银、锚金银、镶嵌工艺等制作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出这时期工艺装饰性质雕塑艺术的进步。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群，便发现有距今约4600-4000年的猴形陶塑。因为与人关系密切，所以在商周时期的玉器中，对猴子的形象和纹饰亦有非常细致的反映，有的甚至成为重要的祭祀礼器。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变革、风云变幻的时代，尽管战事频繁，但文化、科技依然繁荣，思想、艺术等也都为后世的诸多方面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铜器，有了新的造型主题与装饰方法。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这现象特别出现在金银锚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绿松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种色彩的效果。

因本文所述猴形带钩均为铜铸，这里还需对青铜器的演变进行简要介绍。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于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汉代，青铜器已逐渐被铁器和漆器所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由原来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重要场合使用的礼乐兵器，变成了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这时铁器也早已占有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一般对中国古代铜器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再回到战国两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具有表现动态及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其他一些工艺装饰性质的青铜雕塑，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洛阳新见的金银锚云纹及兽纹装饰的猴形带钩，这些作品表现的动物形象都很真实，都采用写实的手法，并善于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而获得生动效果，动态的表现也很微妙，作为较早时期的铜雕艺术品，显然是一种不平凡的尝试，都可谓中国工艺史E的珍品。

二、洛阳新见猴形带钩精品

（一）猴形鎏金铜带钩（图1-3），战国，长12.56厘米，宽388厘米，厚1.52厘米，高2.09厘米。铜质，鎏金。正面通体作浮雕母猴形象，攀援动作，姿态灵巧。猴体跪伏，左臂向前上伸高举，看去明显长于右臂，屈爪弯回巧妙形成钩首，似单臂挂于树上，右臂向身后弯曲持尾。猴子缩首侧目，圆脸短毛，高鼻隆额，下颌突出，尖嘴紧闭，深目鼓睛，双耳侧立。昂胸伏身，上体，高耸，似戴叶状胸罩。下身着有短裙，上缘外翻，并以斜线为饰，下缘则以较大花朵为饰。翘臂撅尾，动感十足，右腿前屈踢至胸侧，左腿屈膝跪卧向后，爪尖触及尾根。长尾弧曲接近环形，尖部及腕，握于右爪。正面通体鎏金，光泽耀眼。背部素面，没有鎏金，露出绿、褐铜锈，设有圆形钮。此件猴形带钩，具有典型的战国风格，其以动物灵猴为饰，构思巧妙，造型生动，机敏可爱，灵动有神，保存完好，金光璀璨，精美实用，极为罕见，实为早期中原地区饰件的经典之作和收藏佳品。

（二）猴形错金银铜带钩（图5-8），战国，长9.36厘米，宽4.04厘米，厚0.65厘米，高1.25厘米。铜质，锚金银。正面通体作浮雕灵猴形象，攀援姿态，小巧灵敏。左臂向前平伸，明显长于右臂，屈爪作为钩首。猴子缩首，侧目而视，圆脸稍尖，上宽下窄，高眉粗长，甚有精神，眼窝较深且大，鼓目凸睛，鼻梁较高，鼻尖缺失略显微塌，弧口尖嘴，双耳向上，似有某种专注或警觉。右臂向下伸出，肘部略微弯曲，胸前臂弯有一飘带呈“S”形缠绕前臂。臀部浑圆，微鼓上翘。双腿弯曲，露出指爪。头发、眉毛和胡须锚银装饰，眼睛、鼻子、嘴巴及耳朵，则以锚金工艺装饰。并以勾云纹图案与锚金银工艺，装饰衣纹及肢爪等其他多处部位。该钩背部光素平整，没有其他装饰，露出绿、褐以及红色铜锈，中部设置矮柱圆钮。钩钮圆面饰以1周锚金银弦纹及3个涡状云纹，惜已大部脱落，但仍能看出其工艺特征痕迹。整器造型线条流畅，充满动感，生动写实，憨态可掬，锚金银工艺交错出现，采取色块相间、大刀阔斧地做整体装饰，使用线条精心刻画、表现局部细节，以突出重点部位，更显富丽堂皇、典雅名贵，可达典藏水准，堪称奢华美品。

（三）龙首猴形夔纹镶玛瑙铜带钩（5-6），战国，长977厘米，宽288厘米，厚0.47厘米，高182厘米。铜质，镶玛瑙。钩部呈龙首形，另端为一坐猴，中间饰一夔龙。钩首上曲，变形为方形龙首状，高额，大眼，猫耳，如意鼻，口微张，有双角。钩身后部作坐猴形状，钩尾为猴头，面作桃形，凸眉鼓睛，尖嘴高颌，小耳宽额，左肩低垂臂向后背，右肩高耸弯臂卡腰，双腿弯曲足登两侧骑于钩体。猴胸腹部凸起一圆台，外圈装饰一周凸棱弦纹，中间镶一蓝色玛瑙珠。钩颈与猴身间饰有一夔龙浮雕纹样。夔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奇异动物，似龙而仅有一足；夔龙纹则是汉族传统装饰纹样，主要流行于商周青铜器及玉器上。在这件器物上，夔纹已演变为略显抽象的几何图案装饰，身体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头部则以块面结构表现，怒目张口，凶猛传神，似与龙首对峙，具有古拙的美感。钩之背面与玛瑙珠对应处设有圆形矮纽，问以短柱连接，钮面与钩背皆都平素无饰。此件带钩，造型十分奇特，看去仿佛灵猴能够御龙腾空，拿着宝镜，照妖降魔；装饰刻画简洁抽象，感觉大气；制作较为精美，玛瑙珠抛光细腻，圆滑莹润，保存完好，颇为难得。它既体现了精湛而又独特的工艺美术，也是研究镶嵌技术的最好例证，堪称战国时期的经典之作。

（四）蛇首猴形铜带钩（7-8），战国，长7.22厘米，宽2.39厘米，厚0.36厘米，高1.1厘米。青铜质地。钩首上曲，作蛇首形。钩身后部呈坐猴状。钩尾为猴头，面若桃形，圆眼，高鼻，尖嘴。左臂自然向后弯曲做抱腿状，右臂微弧耸肩卡腰。左腿向上屈膝，右腿向下弯曲，双足蹬于曲柱状钩体两侧。胸腹部凸起一圆台，上饰六角星图案，中间似有镶嵌缺失。这件带钩，看去仿佛是一灵猴骑在树上，拿着照妖宝镜，对准蛇首，降妖除魔。正面仍以浅浮雕加阴线刻及镂空形式表现，个别地方残留金色痕迹，可能原有鎏金或者锚金工艺装饰。背面光素无饰，靠近钩尾一侧，设有矮柱圆钮。该器造型设计，充满想象，较为独特，威严祥瑞，惟妙惟肖，保存虽然完整，但却绿锈斑驳，仍然给人以古拙朴实的自然情趣。

（五）龙首猴熊鎏金包银嵌松石铜带钩，战国，长21-21.64厘米，宽1.92厘米，柱厚0.9厘米，高2.41-2.77厘米。一式两件，形制略同。一件较为古朴、锈迹斑斑（911），一件保存完整、光泽尤见，但均可互相媲美、各有千秋。两件带钩均为铜质，鋈金、包银并嵌绿松石，皆呈弓形，一端为龙首形钩，另端雕一坐猴，中间拱起部位塑造一熊。圆雕龙首，阔嘴微张，怒目而视，高额深须，叶状双耳，弯曲作钩，与颈鎏金。钩尾为一猴形圆雕，大头圆脸，尖嘴阔耳，面颊微鼓，眉目不清，昂首缩颈，弯腰躬身，坐于上大下小的半圆形围沿上，双爪扶沿，右腿外屈，阴刻足爪，细致清晰，通体鎏金，精美可爱，好像跷着二郎腿坐于圈椅，又似左顾右盼、翻越围墙去偷摘鲜桃。钩身中部饰一熊形高浮雕，圆眼大睁，尖嘴凸出，小耳贴于脑后，不见下颌与脖颈，屈肢半蹲，双爪置腹，提球状物，阴线刻出双眼边线及足爪趾纹，通体鎏金，憨态可掬。龙首与猴、熊之间，连接以2节圆柱体长身，包银为地并嵌绿松石图案。其背都略圆微平、素面包银，中部相连，有一钉状圆柱与钮，钩钮圆面外鼓包银。这件带钩，龙、熊、猴三种形象姿态各异，神情有别，造型独特，新颖别致；鎏金、包银并嵌绿松石，相互交锚，繁而不乱，工艺复杂，富丽华贵。

（六）猴形铜带钩（12-14），汉代，长8.58厘米，宽2.58厘米，厚0.56厘米，高0.79厘米。青铜质地。造型风格与前述战国猴形鎏金铜带钩相似而又不似。通体作母猴攀援形状，左臂前伸屈爪弯回为钩首，右臂较长伸向身后持尾。猴举目侧视，耸肩缩颈，头部凹陷，椭圆形脸，高额细眉，眼窝内凹，圆眼凸睛，阔鼻张口，两腮较尖，双耳上贴，整体具有最为细致清晰的面部五官刻画。丰胸，细腰，肥臂，明显，突出。双腿弯曲，一腿向前及胸，一腿紧贴其后。粗尾成环，握于右爪。钩背素面，矮柱圆钮置于猴胸之下、带钩中间。猴子的表现手法，采用浅浮雕加宽阴线刻造型装饰，形态生动，栩栩如生，显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

三、猴形带钩的装饰工艺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时间，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到汉代才逐渐进入铁器时代。而夏商周的青铜器，则多沿袭古陶的形制，如鼎、鬲、爵等，而后才渐渐发展出各式礼器、兵器、饰物等。至战国时期，青铜器开始趋向朴素，不过带钩和铜镜的出现，也突显出此时冶炼技术的发达。

东周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在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崩溃、政治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各国开始制作新的器形及纹饰，表现出自由性、多样性、地方性的艺术风格。尤其是装饰纹样的变化，象征意味更加深远，体现了战国两汉时期的审美取向。典型的战国青铜饰品之风格，常会令人感到奇巧炫目，这标志着当时青铜器的设计和工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洛阳新见猴形带钩精品，即具体体现了这些装饰艺术和工艺特点。

（一）鎏金工艺，是中国古代创造发明的一项金属表面传统装饰技法，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始于战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工艺的国家。这种工艺在文献中最早见于范晔编撰的《后汉书・祭祀上》：“建武三十年……禅泰山……（玉）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合金以为泥。”《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代陶弘景的话亦曰：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鎏金也称镀金，或称火镀金或汞镀金，其方法是把1毫米左右厚的金箔剪成碎片，放在坩埚中加热至400℃左右的温度时，再放入汞（水银）。黄金与水银的比例为1：7，将其加以搅拌熔融后，倒入水中，形成“金泥”。用“金棍”沾“金泥”，反复均匀涂抹于金属器表层，然后在炭火上烘烤，加热使水银蒸发，黄金就会牢固地附着在器物表面，成为不易脱落、金光灿灿的鎏金器。

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鎏金器出土数量相当有限，分布较为集中的，当属东周洛阳城址内外，有学者不完全统计，出土鎏金铜、银器11件（组），是目前这一时期发现最多的地区。另外，在河南辉县及信阳长台关散见6件（组）。其他地区发现的战国鎏金器数量不多，分布地域较广且比较分散，多为小件或在带钩上使用。1978年在山东曲阜3号战国墓，出土1件鎏金长臂猿猴银带钩，通长16.7厘米，表面施以鎏金和包金两种工艺手法，设计巧妙，造型传神，制作考究，装饰精美。战国时期鎏金工艺还不普遍，发展到汉代才达到鼎盛。洛阳出土的鎏金器，也都几乎均为小件生活用器，不见猴形鎏金器物。因此，上述这件猴形鎏金铜带钩，是在洛阳乃至中原地区发现收藏的较少件，可称稀有。

（二）金银错，是中国青铜时代金属精细工艺装饰技法之一，如今也称“锚金银”。这种工艺始见于商周青铜器，战国、两汉时期则颇为流行，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方法为先在器表勾画出图案，然后刻成浅槽，再将细薄的金银丝或片嵌入，最后用措石磨锚平滑，图案便呈现出不同的光泽和色彩效果。对于“错”的概念，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锚”字，只有一种解释：“锚，金涂也，从金，昔声”。这八个字说明那时所说的金银锚，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锚，俗作涂，又作措，谓以金措其上也。”所以，广义一点讲，就是凡在器物上布置刻画金银图案纹饰的，都可以叫金银错。

锚金银工艺制作难度极大，工艺要求极其精准，图案线条要流畅，丝条粗细要一致，开槽深浅要准确，否则金银丝无法嵌入，即使勉强嵌入也不牢固。尤其是金银片金银丝组合的图案纹饰繁密、弧线集中的图案开槽精度要求更严格，制作难度更大。因为金银锚工艺的金银丝全部是打、压嵌入器物表面，而不能使用任何粘贴剂，所以，既要图案线条流畅，又要开槽精度准确、镶嵌平整、对丝无痕，加工制作难度可想而知。如上述这件猴形锚金银铜带钩的工艺，就显示出战国工匠巧夺天工的镶嵌技艺和制作水平。

（三）镶嵌宝石，是在青铜器物上嵌饰松石、玉石、水晶或玛瑙等各种宝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种装饰手法。镶嵌指工艺方法，即将一物体嵌在另物体中，使二者固定，以物嵌入，作为装饰。我国的镶嵌工艺历史悠久，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出现很早。考占资料表明，镶嵌装饰技法在夏代便应用于青铜制品中，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就发掘出土有3件镶嵌绿松石的夏代兽面铜牌。战国和西汉，是镶嵌工艺的发达鼎盛时期，技艺娴熟，镶嵌绿松石的器物种类广泛、数量较多。在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装饰工艺的器物中，绿松石起点缀作用，衬托锚金银铜器物。这个时期，绿松石镶嵌一般和其他装饰技术共施一器，组成彩色图案，常见于带钩之上。如上述龙首猴熊鎏金包银嵌松石铜带钩，周身装饰，既有鎏金，也有包银，并用绿松石点缀出晶莹的翠绿，以装饰不同的部位，煞是好看。

绿松石，又称“松石”，因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绿松石属优质玉材，是古老宝石之一，有着几千年的灿烂历史，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历代文物中均有不少制品发现，中国清代称之为天国宝石，视为吉祥幸福的圣物。绿松石因所含元素不同，颜色也有差异，氧化物中含铜时呈蓝色，含铁时则呈绿色。其中以蓝色、深蓝色，不透明或微透明，颜色均一，光泽柔和，无褐色铁线者质量最好。绿松石也常被镶嵌在金、银、铜器物上，其颜色美丽，相互辉映，且富有民族特色，深受古今中外人们所喜爱。

镶嵌玛瑙的器物，在战汉时期也很常见。如宝鸡出土战国晚期镶嵌玛瑙的铜壶，满城陵山、定县三盘山、曲阜九龙山、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均有镶嵌玛瑙和玉的青铜工艺品。玛瑙也作码瑙、马瑙、马脑等，是玉髓类矿物的种，色彩相当有层次，有半透明或不透明的，常做饰物或玩赏用。古代蒙古人看到玛瑙的颜色和美丽的花纹很像马的脑子，就以为它是由马脑变成的石头，所以梵语称它为“马脑”。“玛瑙”早期被书写成“马脑”，最早见于后汉安世高所译《阿那邰邸七子经》一书。南北朝时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称：“马脑，梵云遏湿摩揭婆”“色如马脑，故从彼名”。唐代高僧慧琳着《切经音义》解释称：“‘阿湿缚’者，此云‘马’也，‘揭波’者，脑也。”还有说法称，三国时曹丕同父曹操北征乌桓，当地人进贡一件玛瑙酒杯，曹丕见酒杯红似飞霞、晶莹剔透，便挥笔写下《马脑勒赋》，并在序中说：“马脑，玉属也，出西域，文理交锚，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固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有学者认为：说玛瑙出自西域，是因为当时我国开采数量有限，大多为来自西域等国的贡品，这些贡品常常是人们认识这种宝贝的重要途径。自佛经传入中国后，翻译人员考虑到“马脑属玉石类”，于是巧妙地将其译成“玛瑙”。玛瑙是佛教七宝之一，自古以来一直被当作辟邪物、护身符使用，还被视为美丽、幸福、吉祥、富贵，以及友善的爱心和希望的象征。玛瑙因其兼具瑰丽、坚硬、稀有三大特征，从而荣膺“玉石”桂冠，是已知最古老的玉石之一，几千年来备受人们推崇和爱戴，并以其色彩丰富、美丽多姿、质地坚韧，而被作成装饰品和实用器，且常常被镶嵌在青铜带钩上，这一点从上述龙首猴形夔纹镶玛瑙铜带钩便可证明。

（上述7件猴形带钩，均为洛阳收藏家刘林民先生藏品。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洛阳古代艺术馆赵振华研究员的《带钩新品》书稿基础材料，并得到了洛阳龙门博物馆王迪馆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俊才研究员的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