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霍桑的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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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1）11-0199-01

摘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浪潮，程小青便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他创造了中国侦探霍桑且备受喜爱。笔者试图从程小青代表作《霍桑探案集》中探析霍桑智慧的体现，并浅析这个人物被接受的原因。

关键词：霍桑 智慧 《霍桑探案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流，程小青便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1919年，“霍桑――包朗”系列首篇作品――《江南燕》一经出版便大受追捧。之后，大量报刊登载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多家书局还将其作品印行为单行本。如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收录了《怪别墅》、《断指余波》等7篇作品印制为《东方福尔摩斯探案》。此后，其霍桑系列以《霍桑探案丛书》、《霍桑探案汇刊》、《霍桑探案外集》等不同形式多次出版。1942年，世界书局还出版了《霍桑探案袖珍丛刊》。此外，海岩影片公司还将《江南燕》搬上了荧屏。

《霍桑探案集》主要反映了霍桑通过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实证的搜集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破获一系列与银行家、、学生、医生等中下阶层小人物有关的各类案件的过程。这些案件，展示了都市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景况。作为一种西方文学舶来品，《霍桑探案集》为何被我国读者接受并培养了一批批“霍迷”？

这种接受正是对霍桑的近代智慧的理解和接受。霍桑是现代智者的典型。程小青首先为其“智”搭建了一个现代的知识结构：不拘新学，对化学、物理等自然学科非常感兴趣，还认真钻研过犯罪学、心理学、法律这些社会科学知识；具备冷静的理智、严密的推理能力。霍桑曾说：“当侦探的头脑，应得象白纸一般，决不能受任何成见所支配。”[1]363每遇案件，霍桑从不因个人情感妄下结论。他注重证据的搜集、物证的齐备、案情的严密逻辑，严肃通过足印、秘密信、形态、血迹等证据，或借助照相机、放大镜、哥罗仿、以太、烧杯、铅粉、量瓶等现代性工具来掘发案件实情。他对科学的尊崇不仅表现在破案中，还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当华伯荪因自己新造的别墅闹鬼特来请教霍桑时，霍桑毫不客气地问：“包朗，我几时挂过捉鬼的牌子？是不是你替我登了什么巫术大家的广告？”[2]301霍桑还刚直不阿、敢于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在《幻术家的暗示》中，他曾说过：“民治国家，一个大总统和一个赤脚的劳农，在法律的立场上是平等的。”[2]315此外，他不止一次说：“我所以这样子孜孜不息，只因顾念着那些在奸吏权棍刁绅恶霸势力下生活的同胞们，他们受种种不平的压迫，有些陷在黑狱中含冤受屈，没处呼援。我既然看不过，怎能不尽一分应尽的天职？”正是这种维护正义的信念，让霍桑面对案件时，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与公案小说中清官一样，霍桑聪慧过人，刚正不阿，体恤民众。但霍桑又与他们不同。清官为民请命是“以安国家社稷宗庙”、“使纲纪有序”和主持正义三者的集合体。当正义和纲纪发生冲突时，刚正不阿的清官只能顾全纲纪而牺牲公义。霍桑就不一样。他孜孜不息地追踪案件实情是因为“顾念着那些在奸吏权棍刁绅恶霸势力下生活的同胞们。”属于体制外的霍桑是站在善良大众的立场，游离于官方意志外，无处不庇护着法律与正义。面对作奸犯科之徒和细弱平民时，不管谁是真正的凶手，他总能于法律与正义之间给予很好的权衡：奸徒之类即使是受害者也死有余辜，善良无助的平民即使是主谋，他也对其宽大处理。凭借公义的标尺，他或者将正义的罪犯私自放走，或者不侦破案情，让作恶多端的受害者死有余辜，或者为“无辜”的罪犯说情。

霍桑拥有一个现代的知识结构，具备严密科学的推理能力，又浸透着正义谦和的精髓。他的“智”既包含有新的现代色彩，也与传统有些联系。从阅读心理来讲，太熟悉的，只会产生重复的厌倦感，没有新奇感；完全陌生的，无法找到认同点，也不可能很好的引发阅读认同，进而产生阅读，民众正是基于既陌生而又熟悉的形象接受了霍桑。

除却霍桑这个新奇又熟悉的智者形象的吸引力，上海的文化氛围也为他的被接受提供了土壤。晚清时期，由于江南战乱，致使许多江浙人口涌入租界，而民国时期上海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更使上海的人口数量激增。1934年，上海市民职业人口（除去务农、求学、从事家务及无业者）约达99.8万人，其中工业、交通运输业、劳工人数约60.7万[3]23。抗战时期，难民的涌入使人口再次激增。1940年租界人口总数近250万[4]664。此时，在沪移民已全然构成上海市区的居民主体。“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理使他们更易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多元的文化。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据上海市公安局1936年1月份统计，该月仅大案、命案、盗案共发生134件[5]566。从1930~1936年的6年中，工部局司法机关仅因民、刑事案而定罪者共计达49719人，平均每年达8286.5人[6]567。在这样一个秩序动摇、犯罪率和自杀率升高的时代，民众必然希望能够有健全的制度保障稳定的生活。在古今法律形式上基本是以法制恶。但是，身份的差异往往左右了案件的结果。当民众渴望太平的梦想在现实社会中落空，他们便会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而拥有优秀的推理能力、敏锐的勘察能力、广博的科学知识以及公平正义、爱憎分明、锄强扶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霍桑，正填补了民众的这种心理，并给予了他们建构安定社会的希望。

广阔的文化空间让霍桑如一颗星辰，在大众的阅读视线里熠熠闪光。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霍桑”这个曾多次出现在近代大小报纸上的名字，已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今日看来，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似乎太过于扁平，不是精雕细琢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品。但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一味评判其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关注怎样的特定时期和怎样的环境造就了它自己的光彩。

参考文献：

[1]程小青.霍桑探案集（七）[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2]霍桑探案集（十）[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76-1-42.转引自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K].北京：中华书局，2006.7

[4]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K].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6 转引自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K].北京：中华书局，2006.7

[5]上海市公安局档案，转引自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K].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上海都市年鉴，转引自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K].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汪雪莲（1986-），女，贵州，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