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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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强调的是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的自身修行，并不对外部社会制度有所诉求，要求制度的建设与改善，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层次，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对肉身的保障。与西方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相比，“内圣外王”中的通过内修的济世功用,以实现个人理想和达济社会，进而达到王道社会这一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专制皇权导致人治而法治不及，加上其思想主张缺少分权制衡、社会制度建构的非正义性而导致其实施起来较难，常常出现“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的局面，是一种政道有余但治道不足的表现。

【关键词】内圣 外王 意义

中图分类号：R363文献标识码： A

中国传统人格理论的精粹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庄子在《庄子.天下》里首次提到“内圣外王这个词”。庄子提出来这个词，理论上并不成熟。庄子虽然没有对“内圣外王”详加注释，但是由他对圣人的理解来看这个词还是能大概看到他的态度。庄子这句话的意思，以及后来道家对这个理念的发展，更多乃是强调个人的修养。他认为圣人是什么样的呢？《庄子.逍遥游》可以认为是用来描述“圣人”的一篇美文。“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列子这个人，借助风的力量，可以日行千里，来去自如。但是他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的圣人，无名无欲，无所倚靠，来去无穷无极之间。一直到晋朝的郭象时，这一理论才得到了圆满的解释。郭象在《庄子注》中认为，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人的最高生活境界。所谓的“内圣”，是指养神艺术，不管这个人在现实中正在做什么，只要能够做到“内圣”，他就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现实中的一切，在精神上达到逍遥自由的出世目的：“外王”是政治领导艺术，虽然这个人主观上无意于做事，但在客观现实中，他却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说，思想境界最高的人，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乐，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

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释：“聪作谋，睿作圣”，圣即聪明睿智，无所不晓。古人称：“圣者作，贤者达。”圣在这里是一种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典范，也是一种个体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则是指这种道德人格典范和道德修养境界的修炼。它包括两层含义，即为圣之本和为圣的功夫。所谓为圣之本即圣之为圣的客观依据，儒家将其归之为“天之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也就是说，“诚”是“天之道”，同时，又是圣人“不免而中，不思而得”的内在依据。所以，“天之道”造就了圣人，而圣人又体现着“天之道”。“内圣”的第二层含义即为圣的功夫就在于对个体自我德行的重视。孔子提出了“为仁由己”，“修己敬人”，“三省吾身”等修养方法；孟于以良心性善的人性论为“内圣”的先验依据，又以“万物皆备于我也，反身而诚”来强化“内圣”的责任；儒家各派成圣的方法表述虽不同，但我们不难看出，“内圣”的功夫，实际上是一个培养道德品质的过程。而所谓“外王”则是一种政治人格，指在内在的道德人格的基础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它也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权力，一个是事功。外王必须有权力，但光有权力也无法成为外王，外王还必须有事功。王的事功包括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固然，大部分王朝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即使是被称为圣贤之世的三代也是这样。然而，儒家往往把这种用武力夺取权力称为“霸道”并将其排斥于外王事功之外；而推崇那些所谓“以德服人”为“王道”，尽管这些“王道”者同样也必须用武力来夺取权力。

通过上述对“内圣”和“外王”内涵的分别阐述，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圣”所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与“大道”吻合的“圣”、“诚”，也就是“天之所命”在主体身上的完全体现。然而，仅仅是将“天之所命”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要求还远远不是“内圣”，因为“内圣”的更高的境界还在于将内化为自身内在要求的“天之所命”推及至人，以“周乎万物，道及天下”，即通过“外王”的事功来显现，如果“内圣”不落在“外王”的事功方面，那么儒学的道德人格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内圣外王”是古代读书人最高的追求，他们希望在内能够修养自己的品德，象圣人一样；对外能够建功立业扬名青史。也就是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其内涵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内圣即仁之体，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象圣人一样；外王即仁之用，就是一个人对外要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要成就一番事业。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内圣之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近代历史中能够称得上这个称号的人莫过于曾国藩了，他被尊称为“圣相”。曾国藩身上，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儒道释三位一体。他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这样和谐相处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如果没有内圣外王这样的体现，就会出现“一元化”的人，既内圣外也圣，或外王内也王。这两种极端都会造成偏差。 内圣外圣是迂腐。内圣外也圣是迂腐。这个社会的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普世的道德，一种是崇高的道德，但是只限于律己，不能强加于人。内圣外也圣者，往往导致把自己的道德要求强加给别人，而忽略了人性，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却是另一样东西―利益。人有不追求圣贤的自由，用出世的标准来要求入世的身旁人，是自寻烦恼。很多人往往是境界已经修炼到高处不胜寒得地步，但是肉身却还在世俗之中。既然需要与世人互动，就要尊重入世的规则。圣人只占这个社会的极少数，其实算是边缘人物，圣人的思想和准则只有影响了大多数社会精英，才能发挥能量。否则内圣外也圣，只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灾难。正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之法就是大盗的工具。 古往今来，没有不通晓圣人之法却可以当大盗的。 这样说吧，通晓了圣人之法就成为了大盗，可以盗取天下人心。一个人不能整天在家静坐，包揽群书，而不关心世事，这样的格局是只求自度而不求度人小乘佛教，也不能够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外王内王是暴戾 。除了内圣外也圣的君子之外，还有外王内也王的仁。但是现代人往往只关注外王，想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却忽视了内心的修炼。有勇无义，就成为强盗。例如李自成、洪秀全。只是外王的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很有霸气。但是没有原则。没有信仰，唯我独尊。外王内王，小则成为强盗流氓，大则成为混世魔头，对社会都是祸害。只有外王而内心不贤的人，只懂投机而没有没有追求，只懂称霸却没有德望。

总之，所谓“内圣外王”实际上是指通过内心修养成为圣人，再将其内修的“浩然之气”转化成为兼济天下的事功―所谓由“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最后“治国平天下”。“外王”因为有“内圣”，所以不至于沦为为了权力无所不为；“内圣”也同样因为“外王”而不至于陷于无补于事的空谈。二者交互作用，由内而外，以外见内，形成了儒学内外兼修福慧双至的理想人格。 内圣外王在于正其身，亦在于诚其意。以出世之道，寻求入世之利；以入世之利，得出世之乐，这就是内圣外王的真正境界。不过，理想跟现实总是对立的。“内圣外王”之说，也逃不脱这样的宿命。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要么，做内圣如孔于，虽然修养奇高，却无从得势，只能奔走各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要么外王如历朝君王，权倾天下，令行禁止，却一个个视圣人必修之“仁义道德”如刍狗。孔子的学生公孟子就曾感慨：“昔者圣人之列也，上圣应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下哉。”二者所以对立，有如下表现。首先，内圣与外王两者价值目标不一致。内圣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仁者安仁’、‘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圣人必须代表着“天命”，“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而“外王”的基础就是他的政治权力，没有或者失去了政治权力，就没有或失去一切。因此，外王事功的根本出发点是创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也决定了外王的价值目的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其政治权力的得失成败而展开。这当然是“内圣”的价值目标所无法容纳的。其次，在行为规则上内圣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其行为规范必须符合“道义”的原则，因此，圣人都是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安仁济世”为其行为规范准则。而外王则以个人政治权力为价值目标，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夺取和占有本身是非道义性的，而为了这个非道义的目的而采取非道义的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大都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政治权力，然后继之以世袭。“打天下”意味着政权寄之以强势的个人手中。世袭则意味着政权寄之于家族手中。恰恰违背了“内圣”的“道义”原则，与“内圣”的行为规范准则根本对立。最后，在实现的现实途径也是根本对立的。内圣的实现途径可以用“成己成物”来概括，即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增进德智，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然后将内化为自身内在要求的“仁”推及他人，也就是“成物”（也称为“及物”或“济物”）。这样就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圣至王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所谓外王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对于身、家、国、天下的作用和影响的顺序却是相反的。封建社会的王者总是首先依靠武力“打天下”、又通过权力“治国”，而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归宿是为了“家天下”的延续和个人极权的稳固。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权术和强势。

为何 “内圣外王”的学说只是停留于纸墨，内圣转不出外王，德治思想无法落实于政治实践，尤其不能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福音？根本原因在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缺乏一套转换的机制，道德理性只能体现于乌托邦的层面。而在道德乌托邦式的社会里，是最无道德可言的。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源在于性善说。人有自我完善的理性，但更本质的则是一种感性的生物。感性的支蔓既可达到善的王国，同时又是恶的根源。如果缺乏外在的规约性制度，人是很容易滑向恶端的。第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仅仅停留于经典的表述，很难通过一套有效的文化机制，落实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饮食男女和自己的患得患失。他们或许能够背诵一两句儒家经典，但却很难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提升到儒家道德理性所要求的境界。第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很容易将人们导入一种思想误区，以为只要人人各成其德，整个社会便会在道德理性所规范的大道上发展，而无需外在的制度化的规约。在这样的思想误区里，人们看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力，是奉献而不是利益，是君臣父子纵向的伦理承诺而不是逆向的或横向的契约关系和平等观念。如是，则极大地便利了为君为官为父者对其下属子民的欺凌与压迫，道德理性转而变为极不道德的社会实践。第四，儒家的德治思想，所强调的政治主体在朝廷而不在社会，从而极大地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更有甚者，它使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尊严

受到伤害，并处于畸形状态。 因此，内圣与外王不一，二者应一分为二，内圣

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这也就是西人所谓“把上帝（‘内圣’）的归上

帝，把凯撒（‘外王’）的归给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