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工业与服务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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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出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以后，国内有关工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的讨论就持续不断。我们注意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不当使用及过度推演，有可能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造成不同程度的误导。

试图强调服务业更加重要的学者因为第三产业的就业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而将第三产业称为“支柱产业”。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导向的美国产业结构研究传统中，还是在政策导向的日本产业结构研究传统下，研究者从来都不会在三次产业的层面使用支柱产业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经济学含义和界定标准的支柱产业概念都是在纺织服装、化工、机械、汽车、房地产等两位或两位以上代码的行业分类层面上被使用的。

而希望强调制造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部门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可比收入时期的水平，因此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早熟”的问题。然而，任何一国的产业结构都受到其实际收入、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结构、国际分工地位等复杂的外生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持续不断调整的内生经济现象，并不存在早熟或晚熟的问题。

例如，法国的服务业比重远远高于德国，人均收入却低于德国，但没有人会认为法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早熟的问题。

针对国内有关三次产业结构问题存在的各种误读，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有关二三产业比例关系的问题内涵、理论逻辑和政策含义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和厘清。 一、服务业比重必将逐步上升

对于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特征的基本判断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然会随着收入水平而呈现线性或者非线性的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而采用所谓的创新方法低估服务业的比重或者高估制造业的比重。

一些学者认为，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服务业价格的上涨，而服务业价格的上涨是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成本价格的上涨。持这种主张的学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测算工作中不应该剔除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或者制造业中由于人力资本价格上涨导致的价值增加部分？

当然，在看到服务业比重必然提高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到，工业化后期相当长时期内服务业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服务业自身的增速加快，而是工业的相对增速下降。

也就是说，工业化后期出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动态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调整。而且从特定的国家看，还会由于外部技术冲击、市场开放等因素出现二三产业相对增速的变动和反复。

其次，应当从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率这些更为根本性的福利经济学维度来评价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而不能因为我国的二三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模式存在偏差，就说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业结构是动态的内生过程。

仅仅从全球化这一个外生因素看，由于制造业具有可贸易的性质，服务产品多具有不可贸易的特点，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在较以往任一发达国家更加开放的环境下推进的，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加深入，这意味着我国的制造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要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形式满足庞大的国际市场需求，而外资以及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服务链主要在国外，对国内的生产业的拉动作用就会较小，从而造成我国制造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

因此，与其说我国制造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毋宁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引资模式和贸易方式有待改善，是产业组织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偏差才是问题的根本。

再次，制造业和服务业下属的不同产业门类相互构成复杂的分工网络和投入产出关系，从增长的角度看，很难简单地说制造业或服务业是其他部门或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 与其说我国制造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毋宁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引资模式和贸易方式有待改善，是产业组织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偏差才是问题的根本。

一方面，不能简单地说制造业是生产业的增长动力，因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生产业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投入到服务业自身而不是制造业;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说服务业是制造业增长的动力部门，虽然一些服务业确实对制造业形成拉动，如信息服务业、金融行业、商贸物流行业的增长会拉动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设备等制造业的增长，但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生产业的增长，甚至在分工深化的过程中孕育了大部分的生产业。

当产业间存在复杂的相互投入产出关系时，相对低效率部门的存在已经成为相对高效率部门增长和发展的前提，我们已经很难通过比较产业间的生产效率或产出弹性来判断某个产业在经济增长具有引擎和动力作用。而缺乏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投入产业网络关系的内生化，实际上也是包括库兹涅茨、钱纳里、鲍莫尔等学者的经典研究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外结构主义研究的共同缺陷。 二、不要割裂制造业和服务业

从规模比例关系的角度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实际上都隐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只是在统计意义上有差别的两大部门，而没有关注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的经济特性，以及这种特性所反映的经济理论含义和政策实践含义。

相对于第三产业，制造业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科技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复杂性。虽然农业和服务业也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问题，但制造业的技术复杂性和管理复杂性都明显高于其他部门。正因为制造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复杂性，所以任何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都主要发生在制造业。

例如，虽然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3%左右，但美国三分之二的商业性研发支出是在制造业部门实现的。也就说是，制造业是决定一国长期增长潜力的复杂能力的产业载体，发展制造业的关键是提高制造业的复杂度，而不是简单扩大规模。例如，尽管新材料产业在任何一国国民经济中都只有很小的体量，但由于新材料是几乎任何前沿技术和复杂产品的通用技术，因此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始终将新材料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反观国内，由于受到规模比例关系思维的束缚，新材料技术和产业在政策操作层面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始终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羁绊。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独特性在于其经济福利评价标准的多元性。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的经济功能不仅包括促进增长（就业）和提高效率（竞争力），而且承担着以提供普遍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功能。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是“基于盈利最大化的市场化+激烈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政府干预要素价格”，这种发展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了产业规模，但牺牲了发展效率。如果我国服务业重走制造业的道路，则不仅会牺牲效率，而且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事实上，我国的教育、医疗、金融、甚至旅游等等所谓现代服务业或生产业的发展，已经在陷入盲目追求规模和效率的误区。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谈到服务业结构的时候，更多强调生活业和生产业，而忽略了同样构成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此外，与制造业不同，非营利组织是服务业的重要组织形态。

国际比较研究显示，教育、 医疗等服务业中的非营利组织部门创造的价值通常占到一国GDP的5%左右、服务业增加值的10%左右。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创造的价值和就业分别占到其GDP和总就业的7%和8%。因此，二三产业的关系的要点，不是孰重孰轻，也不是“二者并举”的问题，而是真正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出发，有差别地确定二者的福利目标、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

作为实证分析传统中的研究，三次产业结构分析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发掘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其他典型事实相结合，最终对总量性视角的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形成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如果抛开增长和发展问题，而利用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简单推断各次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引申出具有选择性倾向的产业政策导向，将有失学术严谨和实践客观。 三、理顺相关产业政策

当我们对三次产业结构和二三产业关系问题作出以上澄清和判断后，相应的产业政策建议就会顺理成章且逻辑清晰。

首先，不能将服务业比重提高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标准，政府也不应当在产业政策中表现出对三次产业的选择性偏好。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部门规模比例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绝不能等同于传统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意义上的结构变动，如工业化过程中加工产业相对于初级产品制造业比重的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的提高。当我们面对“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服务业比重提升”和“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高技术行业比重提高”这两个在统计意义上具有相似性的典型事实时，其政策含义却完全不同，前者并没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后者的政策含义却是直接的;前者并不能引申出政府需要引导资源向服务业配置的政策含义，因为我们不能讲服务业较制造业具有更强的市场失败;而后者却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干预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引导资源向高技术行业流动，因为高技术行业较传统产业往往具有更为严重的市场失败。

其次，结构性分析的重点不应当放在工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而应放在如何通过服务业和工业的动态增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严峻的矛盾，我们认为，中短期看，应当重点通过制度改革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为目前制约服务业增长和效率提升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通过放松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的进入管制和扩大普遍服务供给，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宽松的、适宜的环境。相对而言，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是长期技术能力积累的结果，由于以往30多年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完成下一代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储备问题，因此需要在放松管制驱动的服务业增长周期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完善创新制度环境，最终通过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组合式增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要抓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本质，因地制宜地促进两大产业部门的发展。总体上看，制造业的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主要靠技术创新，而服务业的增长和效率提升主要靠业态创新和组织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关键，一是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如切实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和知识产权保护;二是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抱负的企业家群体。

未来我国服务业增长的两大动力，一是放松管制。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的业态创新的关键，是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松行政性管制，而放松管制的关键是以法律替代产业政策，法律能够给企业家形成明确的预期，而产业政策的主观性和易变性使企业家很难形成稳定的创新预期，更严重地，多变的产业政策甚至会诱使企业家进行政策寻租，而不是开展商业创新。

未来我国服务业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来自市场对政府的替代，即传统上由政府直接供给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多由市场来供给。当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并不是简单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的形成，相反，由规范管理的非营利组织来替代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是未来我国服务业改革发展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