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物色》篇中的情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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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在其创作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论述了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自然景物是呈现出的双重状态，一方面是静止的，另一方面是动态的，这双重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对文学创作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物色 自然景物 感情
自古以来，文学就与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现实既包括社会方面的，也包括自然方面的。刘勰认为文学与社会方面之间存在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关系，文学与自然方面之间存在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关系。在这里，我想主要探讨一下文学与自然景物之间的关系，而他关于这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物色》篇。因此，我就以《物色》篇为中心，探讨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创作者的借鉴意义。
自然景物即刘勰所说的“山杳水匝，树杂云合”，作为静的一方面，为文学提供了素材。即创作者以一个“照相机”的角色，对自然景物进行客观的描摹，即为刘勰所说的从刘宋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这里提到的“情”是“情态”的意思，是创作者从风景中窥测到并将其描写出来，而并非是创作者将自身的感情附加到景物上去的。又如《明诗》篇中所提到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个“物”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这就要求创作者忠实于自然景物本来的状态，用一双慧眼对如“杳”“匝”之类的山水情态进行再现。
自然景物作为动的一面，会影响人的感情。也即王运熙先生所提出的“心物交融”的情景关系。
自然景物对创作者会起到一种刺激的作用。在刘勰的《明诗》篇有“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色》篇有“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之摇矣”；《诠赋》篇有“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此外，刘勰还特别指出，创作者对景物的感情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他在《物色》篇中指出自然景物在四季的变化对创作者的影响“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四季之景的变化引起创作者的感情变化，创作者发之于文辞，就呈现出四季各自不同的景物特点。
既然自然景物对于创作者有如此之大的作用，那么该如何恰好地描写景物，使其既能增强文章的审美性，又能充分体现创作者的感情呢？
刘勰提出了“物色虽繁，析辞尚要”，他取《诗经》《离骚》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一方面，他把《诗经》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作为标准。在《物色》篇有“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学草虫之韵。”其中“灼灼”出自《诗经・周南》中的《桃之夭夭》篇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写桃花开的鲜艳的，同时也写出了新娘的美貌以及将要嫁人的迫不及待的火热心情。“依依”出自《诗经・小雅》中的《采薇》篇的“惜我往矣，杨柳依依”，是写柳条的柔弱轻软的，同时也写出了戍役的战士对家人特别是对爱人的恋恋不舍的心情。其他如“杲杲”“”“喈喈”“”等也皆出于诗经。由此可见，诗经中简短且浅显的两个字就表现出了丰富的内涵，既写出了自然景物之貌，也写出了《诗经》中主人公的心情，做到了“情貌无遗”。
另一方面，在《物色》篇里有：“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可见，刘勰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些赋家的极尽铺排描绘的描写自然景物的方式，是持贬斥的态度的。
另外，对于《离骚》，刘勰在《物色》篇里是这样写的“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摇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只从这句来看，作者对《离骚》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方式似乎是持贬斥的态度，可根据后边的“且《诗》《骚》所标，并举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是认为《诗》《骚》是各有其特点，处于并举的地位，并没有对《离骚》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方式持贬斥的态度的。也许有人会发问，《离骚》中关于景物的描写不也是极尽夸张描摹吗？可若我们稍仔细思考便会发现《离骚》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如“江离”“辟芷”“秋兰”等或是自身美好品质的象征，或是表现其自身的政治理想，这些景物已经不单单是其本身的含义，而是与屈平的生平遭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含着真情实感的，甚至是浸泡着屈平的血泪的。因此，《离骚》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是不同于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景物描写的方式的，也因此而为刘勰所赞赏和推举。
由此可见，通过《诗经》《离骚》以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赋这三种文学作品，刘勰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在描写景物时，既要少着墨，又要表现出深远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导“丽则而约言”而反对“丽淫而繁句”的写作景物的方式。
刘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创作者对景物的描写能贴切地表达情思，以达到“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写得既切合景物，又能表达情思呢？这就需要创作者具备超强的敏感性和创新的灵感，从景物的触发中引出独一无二的感受，然后化作独有的情思，也就能做到“物色尽而情有余”了。又由于情有余，再把情感的色彩加到物色上，物色也就具有无穷的变化了。由此可见自然景物和感情之间如果能做到“密附”，就会想会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生发出独特的美感。
刘勰还主张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法，如比喻、夸张等来描写景物并通过景物表现情感。比喻如在《比兴》篇有：“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鸟，声似竽籁’此声之类也。枚乘《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夸张如在《夸饰》篇有“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
综上所述，刘勰在《物色》篇中独到的阐释了自然景物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自然景物本身作为静的方面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客观的描述对象。另一方面，自然景物作为动的方面会和感情发生双向的刺激推动作用。既对创作者的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在我国古代文学文论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 杜黎均.《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注释》：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3]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作者简介：孙耀庆（1989.10-）， 女，河北沽源县，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