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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布依族花灯传承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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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结合文化生态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对花灯历史文化、渊源、发展历程进行的阐述,通过文化生态学三个维度(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提出一些对花灯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效的建议,为花灯相关研究专家乃至同类艺术提供传承与发展参考研究保护措施。

关键词:文化生态 布依族 花灯 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2(a)-0107-02

各族同胞在五千年的发展史里创造了硕果累累的文化遗产,布依族独山花灯就是其文化的组成因子。但随着西方文化强势冲击,民间活动艺术受到严重挤压,加之花灯文化主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足,花灯活动的置于民间,处于放任零散的传承发展状态。国家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花灯活动面临着传承与发展萎缩的困境,花灯活动的形成和发展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密切相连。探索花灯活动的合理正确坐标定位,采取科学的传承保护措施,文章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切入理性探究花灯活动保护策略。

1 独山花灯文化解读

谈及独山花灯来源追溯起,据《独山县志》记:蛮人、《说文》蛮、下南几种,通志:“长沙武陵蛮,瓠(hù)后,独山近武陵蛮,当同类。”从上记载看:“蛮人”是独山古代土著族,而“蛮人”已有“许灯愿、偿愿”治病的习俗。独山花灯实为“愿灯”,是乡民酬神还愿、驱邪消灾、娱人娱神的信仰形式。独山花灯的“愿灯”是地方习俗与民间歌舞柔合而成的表演形式。独山花灯的发展、丰富、繁荣也受到外来文化的促进。由于历代行政统治管辖更替,军事斗争的开展,天灾人祸等原因,各地移民先后流往独山,定居独山,构成独山人口主体,由于历代外来移民的流入,加上独山在发展中逐步成为黔桂线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川渝南下、粤桂北上的必经之路。独山花灯的采茶调与江西、湖南的采茶调基本相同,部份灯调也基本相似。谈及独山花灯的历史渊源,源自江西“采茶”;湖南“花鼓”,广西“彩调”,甚至东北“二人转”等等。众说纷纭的说法都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独山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活动,兼容了外来的各地民间歌舞、戏曲与独山花灯的互相融合,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民族生活习惯,民族语言等因素所决定,逐渐发展成由花灯舞蹈、花灯音乐、花灯戏剧和花灯说唱组成独具特色的花灯艺术。

2 花灯的发展历程

独山花灯,在独山地区民间流传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随着多年岁月的洗礼,现已成为贵州南路花灯的代表。在贵州地方文化艺术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从鸦片战争为起点,根据参与的人数,发展的规模,和影响程度等划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成形期:民间历传起于唐代,盛行于明末清初,明末已有灯的活动,花灯流行的上限当不至晚于康熙至乾隆年间。

初步发展期(1840年6月到1978年):处于自身喜好,爱好者的自费学习,传承人,将己习得传承给下一代人。慢慢的逐步壮大发展形成民间业余团队在独山,各乡各镇都有文艺队,村村寨寨都有花灯班。而随着与周边县市在走亲访友的交流、嫁女娶媳婚俗交流、官方的工作交流、商业贸易交往交流等的日益频繁,然后在1956年,以独山花灯队为班底的贵州省花灯剧团在独山成立,1957年搬迁至贵阳。

飞跃发展期(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期间)。首先,花灯队伍数量,据文化局统计独山有250多支花灯表演队 。其次,举办的活动规模盛大。2002年的“首届中国・独山届花灯艺术节”的举办,来自全县18个乡镇的代表队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厂矿、街道居委会、居民社区近40个花灯表演队,5000人汇聚体育场同台演,让5万名观众饱受精神和视角洗礼。2004年的“中国・独山第二届花灯艺术节”前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题字为:“全国文化先进县 ――独山县花灯艺术之乡”。2006年的“中国・独山第三届花灯艺术节”以《盛世花灯・和谐独山》主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再次,花灯活动的参与人数和新闻媒体关注度。来自北京、台湾、上海等10余个省市区的花灯艺术研究者以及省内外3万多游客领略了独山花灯的无穷魅力。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等进行现场追踪报道。

萎缩发展期(2008年到至今)随着2008年独山花灯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9年3月,独山花灯走出国门,唱响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2012年7月,独山花灯远征海外,到土耳其北塞浦路斯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压力剧增,必须理性的洞察潜在危机,价值取向偏移,文化选择的倾斜,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面多,已经呈现出演员的断层,导致文化艺术的濒危,并造成整个体系的断裂且恶性循环,危及到花灯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3 文化生态学角度独山花灯舞的保护措施

3.1 制度层面

政府有责任给予特殊的政策和支持,政府有必要创造空间,创造环境。适合生存的环境,引导区良性的发展。建立相应原生态的保护区,保持其原始性,但是那是静态的保护形式,我们的发展要采取动态的形式,加以融合,包容发展。

尽量避免政府行政干预,市场行为对布依族花灯的文化结果及当地基层组织的破坏,建构以社区为载体,适应传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平台,建平台和良好的氛围。

地方政府给予布依族花灯舞的倾斜政策支持力度和具体措施落实,给花灯舞更大的生存空间,法律法规对花灯艺术,传承人保护,增加传承途径和渠道。主管部门文化局搭建活动的平台,多举办多开展花灯艺术活动,夯实花灯艺术群众基础。

3.2 物质层面

政府加大财力投入,对场地基础建设,修建博物馆对原生态的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多样化的手段和方式。对从事花灯的演员,传承人加大经济的扶持力度。

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的力量的发展壮大,力所能及的给予财政保障以促进活动的常态化和模式化举办。对花灯的道具购置,政府可以指派专职人员进行采购,然后批量的免费性的进行花灯注册队伍发放,刺激民众对花灯艺术的喜好。民间建立花灯协会,自我组织专业队伍,借助网络平台,有偿演出。村委会自我建立业余花灯组织,老年协会的宣传,网络效应。

3.3 精神文化系统

文化主体民众自我“文化自觉”保护意识。充分发挥民众集体主观能动性力量,不能总停留在经验和理论上,被动推进并接受挤压,主动地在一定区域形成由自动变为自觉的保护思想认识和良好的活动氛围。处理好文化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交往,不管是经济,文化,政治等的彼此渗透,融合,人们对价值观发展的转变。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结合花灯文化传承发展和现代人群的生活方式和娱乐形式,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生态建设模式,发展模式,花灯艺术本质性的正面积极的传承和发展文化生态的保护。保护物种的多样和保护花灯舞发展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达成民族文化与周围环境的适应,努力维护、创造各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确保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应始终保持正确的取向,这样各民族传统的正常新陈代谢就有了充分的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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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以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港为例[J].文化遗产,2011(2):105-111.

[3]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