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庭综艺大观禁止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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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电视娱乐节目，不得不提综艺。如果说家庭有记忆，其一半的记忆要来自电视机前共同观看节目的时光。综艺节目则是举家老小共享天伦之乐的选择，它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种不分年龄与时代的话题语言，形成一个家庭延展情感的媒介，尽管是茶余饭后，却成为了如烟记忆中一枚看得见的标签。

中国的综艺节目，由《春晚》《综艺大观》到《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非诚勿扰》等等，由单向输入转向双向热烈互动。最大的转折点在《超级女声》，这档节目彻底地划分了中国综艺节目的时代，它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热烈参与程度是前所未见的。即使人们已经忘记2006年超女冠军的得主，但相信许多人不会忘记与家人兴奋守在电视机前的许多细节。

这是电视时代获取快乐的方式之一。由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到现在，28年的时间，大部分中国家庭由拥有第一台电视机开始，步入电视娱乐时代，而春晚，则是万千中国人对综艺节目的最初认识。

在这30年不到的时光中，中国观众已经多次遭遇“限娱令”的干预。2011年10月，一份由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节目管理》文件，再次界定了当下电视观众“过度娱乐”的嫌疑。相关文件的解读认为“限娱令”的定义与文件精神不符，实际上这份文件只是对当下电视业的行业管理。但相关电视台，尤其是在这份文件中被特别指出的“卫视”，已经做出一系列反应：17：00至22：00黄金时段，综艺娱乐节目一周不超过3档。许多节目一时叫停，来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欧弟在这个限娱令中即时返回台湾。大多数仍旧用传统的方式坐等收看电视的观众，恐怕要在转换频道间遭遇落空。

“限娱令”不免让人想起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探讨的主题：电视时代将一切文明推向极致娱乐而带来的毁灭。在这一点上《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节目管理》的文件中提到的“过度娱乐”似乎是有其防患于未然的依据的。

但，实际上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了“过度娱乐”的电视时代？

2011年，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高速动车在开往北京的路上，时速350公里的LED灯闪跳，在它旁边悬挂一台小电视，播放的是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黄宏举着一个大哥大出场，兴奋地、大声地问：“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穿越画面所带来的震撼是：拥有叫板世界最先进交通科技的中国，以高速前进发展的中国，它的娱乐品位依旧驻守在15年前，而且这些年来它还屡遭“限制”。

观众选择了吗？观众是否有选择？许多年来，甚至包括当下，许多家庭每年不得不围着鸡肋一样的春节联欢晚会度过除夕之夜。这本身就已经是“限娱令”的事实。

老一辈电视观众循传统方式坐在电视机前；新一辈电视观众在网络上找到了另外一种平衡方式：下载和翻墙。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家庭在17：00~22：00的黄金时间，被分向两个界面，去向两面隔墙，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是：沉默。

在“限娱令”的大气候下看中国电视，是一个奇特的体验。中国电视娱乐与限娱构成不可分割的两面，而中国式家庭娱乐，在限娱的语境下，始终缺乏自由选择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