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无限的索菲娅·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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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了电影的光：因为巩俐，更因为索菲娅・罗兰。

从医院对我态度的前后转变到为我治愈出院而且分文不取，我明白，

2000年初春，我们去意大利参加电影节。那天，我们从法国戛纳乘火车长途旅行到罗马，几经折腾，我明显觉得很累，想歇一会儿，可从火车站到旅馆沿途美不胜收的景观和随处可见的索菲娅・罗兰等意大利籍大牌明星的巨幅彩照，让我无心躺下。我是第一次踏上这块我们在许多黑白电影中见过的神奇土地，对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故乡有着无限的向往。放下行李，我便“吆喝”大家出去“感受感受”。我们步行来到市中心著名的喷水广场，大家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影，可我却浑身发寒，很不舒服，遂独自一人先回去休息。我发现自己尿液发红、体温骤升，便出门寻找医院。意大利人很奇怪，许多人不说英文，加上我的外语水平有限，费了半天劲也没问到医院的地址，周围一时又拦不到出租车！我腹部又涨又疼，满头大汗，不得已拦住一辆警车。那位警察朋友很友善，但一句英文不会，我急中生智，从包中掏出笔记本画了一面五星红旗，他一看，咧嘴笑了，直接就把我送到中国大使馆。当我远远看见一杆鲜艳的国旗在使馆的绿荫丛中飘扬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到家了。

那天恰逢周末，使馆没人。值班的二秘傅从扬同志知道我的病情后请来同事替他值班，自己开车送我去医院。不巧的是，这里刚进行完一场足球比赛，因球迷争执斗殴，那天来就诊的人很多，而医生只认那些缠着绷带流着血的，他觉得我不算是急诊，让我排队。傅从扬急了，估计这一等要两三个小时，而我此时已经疼痛难忍，几乎撑不住了。傅从扬掏了外交官证件，说明我是中国的电影导演。那值班的意大利医生随口问了一句：“他认识巩俐吗？”我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宣传画册递上，中间有我和巩俐的合影。意大利医生见了，态度有所好转，笑盈盈地翻阅起那本画册。

蓦地，一张我陪同吴贻弓局长接待索菲娅・罗兰的照片出现在医生眼前，他先是一怔，继而意识到什么，赶紧起身和我握手，并嘱护士端来茶水，接着拎起电话“咕里咕噜”一通说。片刻，医院院董、院长和护士长都疾步赶到候诊厅，二话不说，上来就热情地邀请我去贵宾诊室。院长亲自为我诊断，原来是急性肾结石发作！他安慰我：两个小时，让您出院。从医院对我态度的前后转变到为我治愈出院而且分文不取，我明白，沾了电影的光：因为中国大明星巩俐，更因为意大利大明星索菲娅・罗兰。

傍晚时分，我轻松步出医院。院长、护士、大夫都来送我，并要合影留念。他们说，索菲娅・罗兰是意大利人最崇拜的演员，他们平时根本无法见到她！院长真诚地说：“我们能为您治病是荣幸的事。您跟索菲娅・罗兰合过影，我们也想跟您合影，因为这也是一种荣幸。”

我为意大利人崇尚电影、崇尚明星、崇尚艺术的精神而感动，而对索菲娅・罗兰则充满了感激和敬意。我把这段奇特的就诊经历写成文字，发表在意大利的《联合早报》上，题为《我在罗马求医记》。没想到，索菲娅・罗兰看到了这篇小文，辗转打听到我在上海的新地址，寄来了一本她的自传。她在附信写道：“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我们在上海的愉快见面……”

那是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国际影坛名人云集沪上。索菲娅・罗兰正在非洲作慈善巡回访问，接到吴贻弓的邀请函后，不远万里，飘然而至。那天晚上，当时上海唯一的有国际影后称号的青年演员修晶双（因《留守女士》一片而荣获A类的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称号）被安排去接机，索菲娅・罗兰拥吻了她，用标准的英语说：“我的天，你真年轻，真漂亮！不像我已经老了。”乍一见面，索菲娅・罗兰的直率和坦诚就让人敬佩。

次日的见面会，她被围得水渠不通。索菲娅・罗兰身穿红色晚礼服，青春似火。两个小时，她始终笑容可掬，谈笑风生，折服了中外记者。她说：“中国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我爱中国，我梦寐以求踏上这片东方神圣的土地。我看过许多中国电影，觉得40年代中国电影比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早了十年。意大利电影人是受中国电影影响才举起新现实主义旗帜的……”

第二天，我陪索菲娅・罗兰见市领导。会见前，《电影故事》记者托我请索菲娅・罗兰在一本罗兰自传上签名。我奉上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著作被译成中文，而且装祯得很精美，高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提出上街要购买几本带回意大利。午宴结束，她去南京路书店，我在银星假日酒店门口送她上车时，发现她换了装，穿得很普通，而且卸了妆，很随意。她握着我的手谢谢我们为她安排了两个小时去购书，她让翻译告诉我，30年前，她是不敢在意大利街头走的，热情的影迷太疯狂了。我说：“您今天就放心过普通人的日子。因为您现在的打扮很平民，上海的影迷肯定不会把您和大明星索菲娅・罗兰联系在一起的，顶多有人觉得您面熟。”

“那要有人认出我来，我就‘骗’他们，说是大使夫人。”她说完天真地笑了，一点不像六十出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