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发展与新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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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产业的快速崛起、现代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宏观调控体系的更趋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并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挑战，新经济的增长性和稳定性得到广泛接受。而近年来，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在金融创新的助推下获得飞速发展，成为新经济的重要延伸及核心标志。那么，在这种以虚拟经济为表征的新经济背景下，市场发展轨迹所反映的经济特征能否支持新经济周期理论呢？
新经济的涵义及新经济周期理论
“新经济”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J.Mandel）于1996年12月30日在《商业周刊》上发表的题为《新经济的胜利：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一文中首先提出，后来又进一步给出定义：“新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构筑的经济。”理论界对于新经济的涵义争论颇多，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理解认为新经济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持续经济增长，广义的理解是指兴起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本文将新经济理解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高新技术及现代金融为支撑的新经济范式。新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创新蜂聚；第二，市场运作层面的空前激烈竞争；第三，资金层面的融资方式创新；第四，政府层面的政策与制度创新；第五，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
新经济周期理论。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及其与新型周期之间的关联催生了新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周期消失论”，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于1998年提出，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得当，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周期。然而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的破灭以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证明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并未消失，只是在新经济条件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变化本身并没有质的不同。另一种是“周期减幅论”，代表性学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斯蒂芬・韦伯，他认为经济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更像是一种“涟漪”。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性特点仍然存在，其标志是经济本身的波动性越来越平缓，周期峰谷之间的距离和落差以及峰谷转换的频率呈现相对温和的形态，即经济周期的波长变大，扩张期延长，收缩期减小，同时衰退幅度变小，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更为平稳，但经济增长率趋缓可能更多地源于经济体的基数作用。
虚拟经济是新经济的重要延伸及核心标志。虚拟经济，是指银行信贷信用、有价证券、产权物权及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基础上，金融结构及金融体系的变革促使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及金融交易技术加速创新。经济的结构化特征越发明显，即产业分类由实体经济占绝对主导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行转化，进而虚拟经济占比逐步增强。
一般意义上，随着新经济过程深入并且进入信息时代，经济波动性应该趋缓，经济周期波幅应该收窄，而以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率反映出的经济波动性与新经济的周期特征从存在不一致，到越发表现出回归到“丛林规则”下的高竞争和高波动的状态。那么，什么因素导致经济波动性不降反升而使新经济的含量没有质的提升呢？以下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给出原因分析。
在宏观经济方面，随着虚拟资本持续增长并深化，虚拟经济越发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的经济形态。尽管虚拟经济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但相比实体经济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征，即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表现为价值符号的转移，能够扩大经济体系流动性，提高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效率，这就使得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的多样性提供了虚拟资本进入新市场的途径和规避风险的方法，从总体上降低了融资成本，也为社会游资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在中观经济方面，金融市场的重心逐步转向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在杠杆式交易模式的助推下，衍生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随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规模持续扩大，金融期货、期权等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的衍生化使得衍生工具与原生工具的天然联系被割裂，衍生工具的规模严重偏离原生需求，而衍生工具的波动也放大且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
在微观市场方面，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虚拟化具体而微的体现，其虚拟性决定了定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基础产品价格决定过程中理应遵循的价值规律，而是取决于衍生产品持有者和交易者的主观预期、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政治等众多非经济因素，并且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对我国的启示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非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应该有一个阈限值。因为实体经济是价值创造，而虚拟经济侧重于增值，如果增值性的互动及资源配置脱离了价值的合理要求，则增值活动就会演变成“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使得需求与供给、产出需求与真实需求成为两条平行线，交集少。
虚拟经济的阈限机制应向金融体系延伸，即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不能脱离实际需求。金融创新是有激发机制的，“为创新而创新”对经济发展没有实际意义。更为微观地讲，衍生工具与原生工具理论上应该有个倍数关系，倍数关系必然有一个极值。如果衍生工具是原生产品的10倍甚至更高，则明显超过了基础金融服务的需求，变成了纯交易产品，甚至成了赌博工具。
对于我国的启示是，衍生工具是金融创新的优秀成果，必须下大力气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先进行规范，在量上须与基础产品进行挂钩，保证衍生工具的风险转移特征大大强于投机特征，在有利于市场价格发现和增强流动性的前提下，严格监管金融衍生工具的倍数，避免高杠杆倍数导致衍生品交易失控而累积成为系统性风险。我国金融市场衍生品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应该是人民币，因此从数据累积、模型建立、监管配套、法律框架等基础工作上为人民币金融工具全球定价中心和交易中心进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