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字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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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王鸣昌的《辩字诀》是中国古代虚词研究的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本文力图通过探讨该书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人的贡献，来确定该书在古代虚词训诂史和语法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虚字 词类 辨字诀 马氏文通
训诂学在中国的研究有很长远的历史，而且出现了很多的著作。但是对虚词的训诂研究，却相对地少得多，尤其是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直到很晚才出现。第一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论述的书是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辞》。
但是，前人对虚词的训释和研究并不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实际上，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所谓“语助”，是南宋之前的小学家们对“虚词”的一个称法，此外，虚词还有诸如 “辞”、“语之余”、“助字”、“助词”等等称法。南宋张炎等提出“实字、虚字”的说法。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清代出现了一批有关“虚字”的专著，例如《虚字说》（袁仁林），《辨字诀》（王鸣昌），《虚字注释》（张文炳），《助字辨略》（刘淇）等。这些著作都对汉语词汇尤其是虚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以描述和说明。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提出了一系列与虚词有关的术语和学说。如王筠《说文句读》中提出的“动字”，王鸣昌提出的“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提出的“问辞”，其他像“称代辞”、“形容辞”、“指辞”、“设辞”等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的发明。
在这些著作中，清人王鸣昌的《辨字诀》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在《辨字诀》一开首，王鸣昌就论述了“虚字”的重要性。他说：“作文不难于用实字，而难于用虚字。初学文字梗塞，多由于虚字之未明耳。其用实字处不可胜纪，惟于读文时随读随纪，胸中久久自富，予可无赘也。至虚字，乃文章关，入门之要诀，先须一一详辩，下笔时乃可操纵自如。”他认为，虚字在文章的学习和写作中比实字要难掌握。实际上不仅是他有这个看法，其他不少学者也有相似的看法。例如，明代胡文焕在《助语辞序》中说：“助语之在文也，多固不可，少固不可，而其间误用更不可，则其当熟审也明矣……故谚有之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来的好秀才。’……” 王鸣昌的《辨字诀》虽然是为了幼学习文者而作的，但是它对虚字的论述探讨与前人相比具有很明显的进步，而且很多成就被后来的《马氏文通》等语法学著作吸收、继承。《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因此通过将王鸣昌的《辨字诀》与《马氏文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王鸣昌的《辨字诀》对语法学的特殊贡献。
在前人虚词研究的基础上，王鸣昌的《辨字诀》将前人提出的“虚字” 进一步具体地细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在《马氏文通》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辨字诀》对虚字的划分及其对各小类虚字的定义和论述被其继承的痕迹，尽管《马氏文通》对之进行了一些改造，一些定义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起语辞，王鸣昌认为：“起语者，前无此文，而以虚字起之；亦有前文有之，而以虚字另起者。皆起语也。”其所举例子为“夫、盖、且、今、彼、今
夫、且夫”等，这些词在《马氏文通》中基本上都被采用了，收录在他的“提起连字”里面。《马氏文通》的“提起连字” 与“起语辞”的内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一分类基本上被马建忠完全继承了。
接语辞，“凡承接上文顺势讲下不复作转者皆用之。”其举例为“此、兹、盖、则、是故、及至、所以、是以、岂、奚、何、宁、讵、岂可、岂非”等。这些例子比较复杂。与《马氏文通》作比较，我们发现，“此、兹、是故、所以、是以”等是《马氏文通》的“指示代字”及其介宾结构，“则、故、若、及、及至”等是《马氏文通》的“承接连词”及其组合，“岂、奚、何、宁、讵、岂可、岂非”等则是《马氏文通》的“状字”中的“传疑难不定之状”小类，被列入实字的范畴。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辨字诀》的对词语的划分更侧重于根据他们在篇章修辞语法方面的作用，而《马氏文通》的划分更侧重于根据词语的词性。
转语辞，“文字从无直行者，必用转转相生。或反转，或正转，或深一步转，皆须以一二字领之。”其举例为“然、但、第、虽、虽然、然而、苟、或、设、使、如、否则、若夫、假使、非然者”等。“然、但、第、虽、虽然、然而、非然者”等在《马氏文通》中列入“转捩连字”，表示转折关系，也就是《辨字诀》所谓的“反转”。“苟、或、设、使、如、若夫、假使”等在《马氏文通》中列入“推拓连字”，表示假设关系，就是《辨字诀》所谓的“正转”。
衬语辞，“盖一句中必以虚字以为衬贴，或用于句首，或用于句中，皆曰衬语，先辈所谓助语是也。”其所据例子为“之、以、于、所、乎、其、诸、既、不、未、勿、凡、皆、俱、方、将、忽、仅、庶”等。“之、由、以、于、乎、诸”等是《马氏文通》的“介字”，“所、其”是《马氏文通》的“接读代字”“既、不、未、勿、凡、皆、俱、方、将、忽、仅、庶”等皆为《马氏文通》的状字。
束语辞，王鸣昌的《辨字诀》没有下定义，和叹语辞一样，我认为，这是王鸣昌认为这两类皆意义简单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下定义了。束语辞，王鸣昌举例“总之、大要、大约、大抵”四个词。它们被马建忠收入“指示代字”中的“约指代字”小类。以现代汉语的观点看，这些是副词，即马建忠的“状字”，马建忠却收入“约指代字”，依我看来，不无受到《辨字诀》的影响。
叹语辞。王鸣昌所举例子为“吁、噫、呜呼、嗟乎、噫嘻、悲乎”等。此类词语也比较少。马建忠《马氏文通》全部列入“叹字”中。前后继承的痕迹很是明显。
歇语辞，“文字之歇足处也。其虚歇、实歇、顺歇、逆歇，各有不同，须随其文势押之。”所举例子为“也、矣、焉、乎、哉、耶、欤、诸、夫、也矣、者焉、已耳、也夫、而已矣、者乎、也哉、矣哉、也欤哉、也乎哉”等。此类词语被马建忠借用前人的术语命名为“助字”，“也、矣、者、焉”等被认为是“传信助字”，“ 乎、哉、耶、欤、诸、夫”等被认为是“传疑助字”，“也矣、者焉、已耳、也夫、而已矣、者乎、也哉、矣哉、也欤哉、也乎哉”等被认为是“合助助字”，即由两个或三个助字连用的用法。这里也很容易发现《辨字诀》和《马氏文通》前后相承的痕迹。只是马建忠“后出转精”，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分类而已。
《马氏文通》吸收了西方语法学对词类系统分析的成果，将虚词划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四大类，再各自细分若干小类。可以说它对汉语词类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步了。而传统虚词研究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庸于训诂学，所以不可能真正对之提出一个系统的研究理论。对虚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意义的诠释，而对于其用法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
这一点我们从两本书的体例也可以看出来。王鸣昌的《辨字诀》将 “虚字”细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每一类下面都列出例字，每一例字下面则解释其词义，更多的是从篇章语法方面进行解释，而不是从该词的属性出发来解释，而且也不具体举出语言用例。而《马氏文通》对词语训释是以词类属性出发，其解释例字必定后面跟着古代具体用例，这是为了让人对该词的意义和用法不产生误解而做的。
另外，古人研究虚词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不给予明确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王鸣昌的《辨字诀》比之前人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了。他给虚词作出分类，又给他划分的七类虚词都给了一个定义，虽然这些定义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不是那么明确，但是作者能有这种超时代的意识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这是他超过前人与当时代人的地方。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马氏文通》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与成果，借鉴西方语法的成果，他的《马氏文通》的每一个术语一般都有自己的相对明确得多的定义。
但是不管怎么说，王鸣昌及其这一时期的人对虚词的研究还是取得很大的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术语和定义。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与虚词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王鸣昌及其这一时期的人，或者马建忠对这些术语进行了一些修改而已。而《辨字诀》对虚词的分类和研究对《马氏文通》也有很大启发。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的研究尤其是虚词的研究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