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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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在学术上造诣深厚，令人高山仰止，生活中的爱好，却令人忍俊不禁。大师有着各自的真性情，反而正是这个嗜好，让他们备受尊敬的同时，多了一份可爱。

在国人的种种娱乐中，最普及、最受欢迎的首推麻将了。麻将是国人自创的休闲游戏，似乎是清朝晚期才流行起来的。到20年代初，民国山河一片“麻”，沉迷于麻将者不计其数，就连民国大师们，也抵挡不住麻将带来的娱乐魅力，个个玩起来乐此不疲。

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被友人称为“麻仙”，他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可见，麻将对其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而坊间也有其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

论打麻将，徐志摩的战斗力最强。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其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张恨水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多半都是搓麻将高手。每天晚上，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在张家门口排队等候，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悉数交之。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教授家做客，用餐完毕，美国教授提出玩几圈麻将助兴。闻一多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美国教授惊愕，根本不相信闻一多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抱佛脚，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难堪。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家教甚严，直至读书，才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玩意儿。有一次，他请教父亲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道：“想打麻将？到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

但梁身边好友徐志摩等人个个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起来还是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坐在旁边观战。旁人不解，他解释道：“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返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老舍是玩麻将深受其害最深的一位。他年轻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屡战屡败，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乐此不疲，常常至深更半夜。时间一长，老舍渐渐消瘦，咳痰中带血，终于体力不支，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从此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成为一代文豪。

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来形容梅贻琦，寡言、慎言的梅贻琦，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麻将联系在一起。

梅贻琦在其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有一次。

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务之余，打麻将可以说是他重要的娱乐项目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贻琦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民国时期，千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胡适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即使三缺一十万紧急，想拉他亦难如赶鸭子上架，但其夫人江冬秀嗜牌如命，胡适终究抵挡不住夫人的苦苦纠缠，也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

就这样，胡适也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谐趣地说：“从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的国戏自然就是麻将。”

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他与夫人江冬秀困居纽约，生活拮据。幸好胡夫人打麻将的功夫十分了得，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赢，麻将收入竟成了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相对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