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起来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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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世纪的北京，建立在一个转轴上，分为三个空间。第一空间居住着500万人口，非富即贵，掌握着最好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甚至支配着时间的转换，每天生活24小时，之后折叠，进入24小时的休眠；第二空间居住2500万人口，大多是白领，想方设法挤进第一空间，他们生活16小时，休眠8小时。当他们睡下后，城市折叠，第三空间出现；第三空间居住着5000万人，大部分是清洁工和个体户，他们生活在贫穷、拥挤、肮脏的空间里，生活8小时，休眠16小时。

这是小说《北京折叠》里描绘的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

“贫民窟”是城市的伤口

纵观世界城市的发展，“贫民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问题的困扰。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里可能的经济机会驱动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了城市。而面对庞大的人群，城市的管理体系又无法接纳如此众多的人口，因此，贫民窟得以形成和扩大。

正如美国学者迈克・戴维斯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提到的：“未来的城市，不像早期都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铁构成，而是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构成。不是炫目多彩直达天堂的城市，而是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包围。”

站在迈克・戴维斯的角度来看，《北京折叠》是对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预言，小说中描写的未来城市的贫困问题展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并不光彩的一面，贫民窟成为一道伤口，时刻提醒我们关于美好城市的想象多么容易破碎。

城市是“磁体”还是“容器”

从第三空间到第二空间再到第一空间，一个城市被割裂成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阶层的固化。并且按照小说的描写，这样固化方式，永远都可能打破。很显然，这并不是城市发展的初衷，也不是众多学者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样子。

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经典的论述。

在有关城市形成过程的论述中，芒福德强调的是城市的精神本质（磁体）而非物质形式（容器）；而在有关城市发展过程的论述中，芒福德强调的是城市的贮存功能（容器）而非融合功能（磁体）。这是一个基于不同标准的双重隐喻。一方面，从“磁体”的功能而言，城市的活力源于吸附越来越多的人口、资本、资源、信息等，这是城市必然突破数量和空间的限制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从“容器”的功能而言，一旦城市吸附的东西超过了城市可以承载的底线和极限，导致城市“容器”功能损伤，最终城市会走向解体。

所以，未来的北京用折叠的方式，避免了城市的崩溃。然而，隐藏在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和困境，并没有解决。

我们的美好城市

目前，相对乡村而言，城市正在取得胜利。但是，城市自身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城市的过度膨胀，人口的高密度集中，社会资源的高密度集中，这些都城市遭遇的史无前例的危机。

如何应付危机，是城市建设者以及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芒福德观点。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到现代的超级大都市，他始终关注的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是一个城市得以延续的关键。

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都在这个时代，以人间戏剧的形式，在每一个城市里不断上演。在罗马时代，芒福德批评了穷奢极欲的贵族对整个城市的绑架；在中世纪，他关注了在混乱的社会里人们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社区环境；在巴洛克时代，他批判了王公贵族对权力和暴力的炫耀，对奢华生活的追求，以及凌驾于众生之上的优越感；在超大城市时代，他表达了对金钱和强权对每一个市民的强力控制的不满。

芒福德想要的理想城市是，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结束摊大饼建设城市的非科学方法，城市能够形成分功能、分区块的有机体，城市的各个部分能够相映成趣。而在这个设计下，城市的管理机构能够更多的关心每一个市民的精神思想，让辖区内的市民能够恢复古老、自由、温情的邻里关系。而透过城市这一平台，自由的风气能够得到鼓励，从而达到“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这一目的。

说到底，美好的城市的最终理想是对人的关怀。《北京折叠》并没有指出一个未来的理想城市的样子。就连郝景芳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不希望未来的城市是小说中的样子。”今天我们站在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待这部小说，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指出，无节制的城市发展的最终结果。最终，引导我们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建设我们理想中的美好城市。

就像科特金所说的：“最终一个伟大的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情感。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居民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