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藏陈鸣远与陈鸿寿款紫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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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紫砂器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乃至各阶层喜爱的制品，尤其是文人爱紫砂壶，不仅仅为诸多泡茶的优点，为单纯的使用而使用，而是深知其间有“趣”，更知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宜兴紫砂器作品，其中署有陈鸣远与陈鸿寿款识的作品最为丰富。这批作品虽然真赝并存，精粗同现，但确实是研究陈鸣远和陈鸿寿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物及资料。笔者曾在1997年和2004年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机构的专家一起，分别对陈鸣远和陈鸿寿这两位紫砂名家及有关作品进行过两个专题的研究。

宜兴紫砂名家作品不同于一般紫砂和瓷器的批量生产性制作，基本属于单件的艺术创作，因此其产品特征具有特殊性，更由于缺少出土实物的佐证，因此，有时即使对作品时代鉴定正确，也不能完全肯定器物就是落款者本人所制，因为同时代的人也有可能仿造同时代的名家。而在后世，许多前代名家的作品被大量仿造是常有的事，因此，像陈鸣远和陈鸿寿这样的宜兴紫砂名家，更是后人仿制的重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陈鸣远和陈鸿寿款紫砂作品，同样难以清楚全部为他们所制。这些部分作品出于不同时间、不同的陶艺家之手，而且，曾经过不同收藏家或爱好者的收藏，它们的不同来源和不同经历，诉说着不同的故事，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作品是具有历史和艺术意义的作品。

陈鸣远紫砂作品

陈鸣远的一件题句四足方壶，有十分典型的名家本人风格（图1上博藏陈鸣远款紫砂题句四足方壶）。作品高10.3厘米，长14.4厘米，器身为圆角长方体，制作圆润规正。腹部正面题“且饮且读，不过满腹。为禹同道兄”。落款为“远”字，还有“陈鸣远”篆书图章款。“且饮且读，不过满腹”只有两句八字，但均为名句，清初魏裔介《兼济堂文集》中有“豫章李明睿主楚试，得闱中取置第一。先是，楚监司成都朱公之臣，亦深知友夏时屏，车至寒河读书处，取其诗文，且饮且读，以天下士期之”。又宋罗愿撰《尔雅翼》：“鼢形如鼠，大而无尾，黑色长鼻，……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此两句均有出典。这种题句，运用于紫砂壶上，是一种文人精神的充分反映。

当然，由于书款方式的不同，目前还无法肯定所有的馆藏陈鸣远款紫砂壶都全是他本人的作品，但不少作品均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平，如四方壶（图2上博藏陈鸣远款紫砂四方壶）、六角型壶、四足 （B）式壶（图3上博藏陈鸣远款紫砂四足 式壶）、弯楞形壶等，都是天趣十足的精美紫砂壶作品。另外，有着根雕风格的“马上封侯”壶、“英雄壶”（两种）、四足兽形壶和莲蓬形壶（图4上博藏陈鸣远款紫砂莲蓬形壶）等刻有“陈鸣远“、“鸣远”、“远”“鹤村”等款识的作品，有着不同的造型艺术特点。这些作品，很难全部肯定是陈鸣远本人的作品，有的甚至不能肯定是陈鸣远生活的时代所制，最晚的作品是民国时期制作。

据清人吴骞《阳羡名陶录》记载：“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常至海盐，馆张氏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晚研交尤厚。予尝得鸣远天鸡壶一，细砂，作紫棠色，上锓庾子山诗，为曹廉让先生手书。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窃谓就使与大彬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邾莒之列耳。”

由于有这样的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我们可以得知，陈鸣远在当时确实制作了不少十分精美的紫砂作品，他的“一技之能，间世特出”，所制天鸡壶，“可与三代古器并列”，甚至还能与明代的“大彬诸子周旋”。因此，陈鸣远作为一代名家的历史地位，早在康熙时期就已被奠定了。上海博物馆也有这样的所谓“天鸡壶”，当然，其制作时代与陈鸣远的时代有距离。

康熙重修《宜兴县志》说“陈远，工制壶、杯、瓶、盒”。这样的作品，除了紫砂壶外，其他形制的作品，在传世品中也不少，上海博物馆也有这样的作品，如爵杯（图5 上博藏紫砂爵杯）、树桩形杯、梅桩笔筒（图6 上博藏紫砂梅桩笔筒）、等，当然其制作时代还须认真辨别。尤其是几十件像生制品更值得注意，馆藏品中的这些形象生动的小件物品，曾引起国内外专家和宜兴陶艺家的兴趣。其中有仿竹臂搁（图7上博藏紫砂仿竹臂搁）、玉米形水注、葫芦形水洗、茄子形水洗、松根形水洗、藕形洗、莲蓬形洗、莲瓣形洗、栗子形水洗（图8上博藏紫砂栗形水洗）、菱形笔架、花生形笔架、古钱笔架、古钱墨床、凤形尊（天鸡壶）、笋、茄子、香菇、慈姑、藕段、藕片、栗子、莲子、白果、荔枝、胡桃、胡桃形盒、蛤蜊、龟等。这些形象十分逼真的小件像生制品，均刻有“陈鸣远”、“鸣远”、“远”、“鹤村”等款识，当然，它们不可能都是陈鸣远本人的作品。但是，透过这些物品，我们可以了解陈鸣远作品的艺术魅力以及他对后世的广泛影响力。从这些小摆件的总体风格看，形态逼真应是其创作宗旨。当然，明清紫砂器不一定要讲究这种完全真实的感觉，而是追求一种“天趣”。陈鸣远也许是这种追求真实风格的第一人，也可能不完全是，后人把模仿真物与陈鸣远联系起来，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他的作品制作风格的追求或是迎合市场需要的做法。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谢瑞华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黎淑仪两位专家在《论陈鸣远》（《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7年）一文中就近世宜兴陶艺家对陈鸣远作品仿制的情况作了叙述，文中指出：“这些陶工、艺人包括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蒋蓉。据悉二蒋和裴氏三人都曾仿清初以制像生器著名的大家陈鸣远的作品”。蒋蓉和另一位宜兴陶艺家汪寅仙女士也曾与笔者谈起过有关仿制的情况，蒋蓉还出示过她制作的陈鸣远款作品。所以，陈鸣远款的作品，有的尽管是仿品，但由于出于近现代紫砂名家之手，依然是十分名贵之作，当然现在要区分哪些作品是哪位陶艺家制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些陶艺家大多已作古，健在的只是个别人了。

陈鸿寿紫砂作品

至于陈鸿寿款的紫砂壶，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二十件作品应属较为集中，其中有一些可肯定是他本人所制。

陈鸿寿，号曼生，浙江钱塘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据《清代学者象传合集》载，嘉庆六年拔贡以后，他被“考以知县用，分发广东，丁忧服阕，奏留江南，署赣榆县，补溧阳县。后擢河工江防同知，迁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风疾卒于任所，享年五十有五”。

有关陈鸿寿创作紫砂壶的情况，我们可以聚焦于他在溧阳县任知县的时期，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紫砂壶的最可能、最集中的时期。可以说，现在传世的可肯定为陈鸿寿创作的紫砂壶，基本上应出自道光十六年――道光二十一年这短短的6年中，充其量在道光二十一年后任江防同知和海防同知任上有少许创作，但由于他已离开溧阳，在长江沿岸甚至苏北腹地任职，且当时一直忙于公务，可能很少有机会再回溧阳或去宜兴从事紫砂壶创作。以前有研究者认为他在嘉庆初已开始创作紫砂壶了。实际上，他只是在嘉庆十六年来到江苏溧阳担任知县以后才客串创作并参与制作部分砂壶，因此现在发现的曼生壶应不会早于这一年。与此相对应，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曼生壶基本上也不会早于这一阶段。

上博藏署曼生款的作品清一色全是紫砂壶。陈鸿寿其人与陈鸣远有许多方面的不同，陈鸣远是一个完全的陶艺家，成长于宜兴这一紫砂热土，并且始终在紫砂工艺行业活动，尽管清人说他的交游广泛，接触的不少是文人阶层，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陶人。而陈鸿寿不同，他只是一个热心紫砂壶欣赏的官僚兼文人，由热心欣赏而在公务之余从事一些紫砂壶的创作。因此，他不是陶艺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创作者。而且他创作的时间也有限，因此，他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可以说，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尽管级别不高），他不可能有过多条件创制紫砂壶，除了繁忙的公务以外，还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如交友、创作书画、篆刻等，所以他的业余空闲生活可能也有限，不太可能大量创作紫砂壶。因此，传世的作品也许不会多。有的紫砂壶上记录他制作了四千多把紫砂壶的说法使不少人感到难以置信。

当然，现在传世的陈鸿寿款紫砂壶实际上也不多，从整体看，少于陈鸣远款作品，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也同样如此，这一批紫砂壶可说代表了曼生壶的基本风格，形制多样化，有圆形、半圆形、井栏形、半瓦当形、扁体式、瓢形等。造型古朴清雅，富有特色。壶体装饰内容既丰富又简捷明快，刻纹清晰流畅。大多数作品体现了清中期宜兴紫砂壶的制作水平。虽然有的作品可能是后人所制，但确实有一些真正的曼生壶，不少作品还是达到曼生壶制作时代的风格要求，当然，也有的可能是后人模仿制作的曼生壶。

如提梁壶(图9上博藏陈曼生款紫砂提梁壶)就是一件制作水平高、造型别致、颇有天趣的作品，此壶通高18.3厘米，胎呈较浅的赭色。藤蔓状三提梁连接肩部，器上有瓜蒂形钮弧形盖，整体看似一瓢。器身一面刻山石，间有小草几丛。另一面刻文字，内容为：“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曼铭频迦书”。三提梁前部及蒂钮顶端亦有刻文。腹部刻文中的“频迦”即郭吝，陈鸿寿之好友。

上博藏曼生款壶中有多件与井栏有关的作品，器形亦为井栏状，此种形式与陈鸿寿在溧阳的经历有关。溧阳有一唐井，今犹存在，有关专家曾撰文介绍。上博藏品中关于唐井题材的作品有井养铭紫砂壶，其中一件（图10 上博藏阿曼陀室款井养铭紫砂壶）连盖高6.6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10. 4 厘米，胎呈红紫色，器作井栏状。器正面刻“井养不穷，知汲古之功。延年铭。”底部刻“阿曼陀室”四字阳文款。把下自右至左刻有“彭年”款。另一件唐井文紫砂壶（图11上博藏阿曼陀室、彭年款唐井文紫砂壶）连盖高6.6厘米，口径6.1厘米，足径10. 1 厘米，深褐色胎，壶身整体似一井栏状。底有四字阳文“阿曼陀室”篆印，把下有“彭年”小方章。器外正面刻“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塑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并石盆永充供养 大匠储卿郭通”。背面刻“以（曷字加单人旁）赞曰，此是南山石，将来造井栏留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画意修功德，应无朽坏者超于弥勒前摹唐井文诵秋茶具之玩 曼生记”。还有一件作品（图12 上博藏曼公、彭年款紫砂壶）连盖高8.1厘米，口径7.7厘米，褐红色胎，井栏形。正面刻“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并石盆永充供养 大匠储卿郭通以（曷字加单人旁）赞曰，此是南山石。”背面刻有“将来造井栏留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胜福者，超于弥勒前摹唐井文为午庄清玩 曼公记。嘉庆乙亥秋九月彭年（舟告）”。底心有“午庄”篆款。把下有“彭年”款。嘉庆乙亥为嘉庆二十年。清代有“午庄”字号的有多人，因此究为谁人，仍需作进一步的查找和研究。

“延年”铭的陈鸿寿款紫砂壶也有多件，其中一件（图13上博藏阿曼陀室、延年款紫砂壶）连盖高7.4厘米，口径4.3厘米，胎呈深褐色，半圆形扁体，直身，平底，似汉瓦当之上半部。正面以阳刻汉隶“延年”两个大字组成半圆形扁体装饰，沿壶面一周有阳刻线，基本上是汉瓦当的风格。背面刻“不求真全，乃能延年，饮之甘泉曼生铭”。把下有“彭年”款，文字自左至右。底有“阿曼陀室”四字阳文刻款。

另一件 “延年”铭紫砂壶造型也基本相同，连盖高8.5厘米，口纵5.1厘米，口横5.7厘米，底纵7.5厘米，底横16.2厘米，半瓦当式，一面刻“延年”二字，与另一“延年”壶相同，另一面刻“不求其全乃能延年，之甘泉春清玩，曼生铭第二千六百十一壶”。底刻“阿曼陀室”四字阳文款。把下有把下刻有“彭年”刻款。

彭年款紫砂壶（图14 上博藏彭年款紫砂壶）连盖高8.9厘米，口径8.5厘米，足径11.4厘米，器呈半球形，器表呈黑褐色， 器身有“飞鸿延年，两腋习习招飞仙，曼生铭”。底有阳刻仙鹤一只，鹤颈两侧有阳刻汉隶“延年”二字。盖内刻有“彭年”二字。

乳鼎铭紫砂壶（图15 上博藏曼生、彭年款乳鼎铭紫砂壶），连盖高3.7厘米，口径5厘米，深褐色胎，平沿，壶身扁平。下有三乳突状小足。器肩部刻行书“吾爱吾鼎疆食疆，曼生作乳鼎铭”。把下刻有“彭年”朱纹印，底有“香蘅”朱文长方印。在江苏淮安也曾出土一把与之相似的紫砂壶，此壶通高3.7厘米，口径4.4厘米。造型与馆藏壶大同小异，壶肩刻有铭文一周：“台鼎之光，寿如张苍，曼生作乳鼎铭”14字。把下有一印，刻“彭年”，壶底中心一印为“香蘅”二字。从两件作品的文字看，仅“吾爱吾鼎疆食疆”和“台鼎之光，寿如张苍”不同，其余都一样，最值得注意的是底部都有“香蘅”印章款。后者1986年1月出土于淮安市河下镇清王光熙墓。

(尸羊)泉清玩款紫砂壶（图16 上博藏（尸羊）泉清玩款紫砂壶），由于器腹所刻数字而足以引起研究者的推测和争议。此壶连盖高7.2厘米，口径5.8厘米，胎呈褐色，器表有粟起小点。器作半球形，壶正面刻有“曼公督造茗壶弟四千六百十四 为 （尸羊）泉清玩”。壶底部有四字阳文“阿曼陀室”篆印，把下有“彭年”小方章。正面所刻文字，著录于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上卷：“邓秋梅砂壶全角拓本刊紫砂大壶一具，腹刻‘曼公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为泉清玩’共十八字。底有阿曼陀室印，把下有彭年小章”。所刻文字与此器完全相同，当时著录的可能就是这件作品。按“泉”或有其人，亦或是“犀泉”之误，陈鸿寿所刻印章中，有“犀泉”之名号。

另外，还有几件作品，其中有一件胎呈红紫色，内夹粗砂。器外正面刻“帘深月回，敲棋煮茗，器无差等”。侧面刻棋奁，冰蟾女史赏。” 底心有“阿曼陀室”四字阳文刻款。把下自右至左刻“彭年”二字。“冰蟾女史”似为清人潘淑之别号，据《中国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冰蟾条载：“潘淑，女，适上海李氏，吴兴周农弟子，嘉庆时人”。二者之别号及所处时代相当，潘淑有可能就是“冰蟾女史”。

另有一件钟式紫砂壶，连盖高8.5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11.2厘米。器内夹粗砂，呈浅褐色。形制为古钟式，正面有“宜鼎食有甘泉，知水德。”底心有“阿曼陀室”四字阳文刻款。把下自右至左刻有“彭年”二字。“彭年”的刻字排列，通常都是自右向左，但此器恰恰相反。

上述作品，绝大多数有“彭年”落款。我们在研究解读陈鸿寿时，必须提到这位与之合作的陶艺家杨彭年，在宜兴紫砂陶艺史上，陈鸿寿与杨彭年可谓珠联璧合，他们是一对有影响的紫砂壶合作者，当时紫砂壶创作的最佳搭档。陈鸿寿在紫砂壶的创作过程中，似乎从头至尾未脱离过与杨彭年的合作。据《宜兴荆溪县新志・卷八・人物》记载：“杨彭年，字二泉，以善制茗壶称，陈曼生鸿寿宰溧阳，闻其名，致之。曼生自出新意，造仿古式，述书画其上，号曼生壶，皆彭年作也。”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陈鸣远和陈鸿寿款紫砂器，在与这两人有关的传世紫砂收藏中，只能说仅仅是一部分。国内外收藏的紫砂作品中，还有不少陈鸣远和陈鸿寿款紫砂器，同样也是真赝均存。这些作品的存在，使我们在文献以外能看到这两位不同身份不同的艺术家的活动轨迹和创作风格。当然，在了解和研究他们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对包括陈鸣远和陈鸿寿及其作品在内的宜兴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还是有许多问题存在，相信在以后的不断探索中，会出现新的材料，解决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