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House走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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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广州一家叫做SD的livehouse里，高虎弹着吉他，在大声唱着这支乐队的成名曲。台下观众处于狂热状态，他们尽可能挤到舞台前，在满身大汗和烟酒味中，感受最近距离的灯光和有点儿刺耳的音效。他唱到那首《西湖》的时候，还拿过观众的GoPro，在这个有点拥挤的舞台上玩起自拍，现场的观众随即发出一阵尖叫。
从去年10月开始，这只名叫痛仰的乐队跑遍了全国将近30个城市的LiveHouse，其中大半都被刷新了票房纪录。他们是现在中国“身价最高”的摇滚乐队之一，主唱高虎已经习惯了在LiveHouse这样的场馆内演出，他显然懂得如何调动起观众的兴奋情绪。
“小型现场有它特殊的魅力，”高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譬如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是大型音乐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观众群也会更具针对性。”
LiveHouse是一种室内小型演出场馆，最早起源于日本。它可容纳人数处于200人到1000多人之间。2006年在中国超过50多个城市的酒吧里，高虎和痛仰乐队其他成员开始了第一次巡回演出，而那个时候LiveHouse的概念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多数被叫做LiveHouse的其实只是酒吧的招牌一换而已，甚至有些连舞台都不具备。”高虎说。
杨聿敏也是在2006年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西街79号的“星光现场”，是北京第一家LiveHouse，也是她的第一份工作。杨聿敏曾是这里的演出总监，在刚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她总需要向他人解释LiveHouse是什么，最后索性用“剧场”来概括。
事情在发生好转。根据咨询公司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统计，2014年中国在运营的LiveHouse共有375家，其中95家为新建场馆。
2011年杨聿敏来到上海，参与筹建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一个苏州河畔的实体音乐产业链项目。“设备虽然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同行的设备和条件只会越来越好。未来内容才是核心。”她这么介绍说。
的确如此。LiveHouse的发展态势与中国摇滚的变化不无关系。过去10年内，摇滚音乐常常被标榜以“独立”“地下”的标签，这几乎等同于小众市场。被称为“中国摇滚第一现场”的MAO LiveHouse也许是个典型代表。2007年MAO第一家场馆在北京开业，每到有演出的夜晚，爱好摇滚的年轻人便聚集在鼓楼东大街的一扇铁皮门外，花去几十块门票看一场摇滚现场。
桂延文也想要让中国的LiveHouse走出地下。他是北京亚细亚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期从事文化产业投资。2014年年底他投资了MAO LiveHouse，这也加速了它的扩张。
2015年，MAO昆明店和重庆店先后开张。重庆店有两层楼，还带个大花园。年底即将开业的北京旗舰店，位于五棵松万事达中心，预计可容纳1500人。桂延文给MAO LiveHouse设想的图景是，在未来3年内开20到30家分店。
中国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也将在8月开出第一家演出场馆Modernsky Lab―虽然创始人沈黎晖更愿意称之为“艺术空间”。它位于北京银河SOHO的地下一楼，800多平方米大小的面积，集合了LiveHouse、商店、咖啡馆、录影棚等功能。Modernsky Lab在西安、长沙和上海的场地也在陆续签约。
“现在商业地产注重体验消费，给出的条件比较诱人，比如租金优惠甚至减免，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市场营销的花费。”杨聿敏说。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目前有两个场地，分别是容纳2000人的Q Hall和800人左右的Q House。陆续有不少地产公司和投资方来找她，提出开连锁分店的建议。
“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地产空间客流量减少，而LiveHouse既可以办演出，又能出租场地办活动，还可以售卖酒水来盈利。”道略音乐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康继红分析道。商业地产所看中的，是LiveHouse的演出资源所带来的人气和年轻化的品牌形象。
但对于运营者来说，LiveHouse从来都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痛仰乐队在与LiveHouse合作时，门票收入会按照最低保底收入或是分成进行核算。“演出的频率高了，收入自然也会增加。”高虎说。LiveHouse运营方与乐队分享利润通常分为两种，按天出租以及票房分成―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乐队无力承担场租的费用。以MAO为例，场租的费用每天超过2万元。分成则是乐队占据门票收入的70%，MAO获得其余30%。这已经是业内常用标准。
“想做一家好的LiveHouse，仅靠票房收入？没戏！”杨聿敏说。如果再以浅水湾为计算样本，整个项目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场地，在设备上的成本投入就高达2000多万元，所以其场租费用是一天10万元左右，这个价格也高于同业水平。
李大龙苦恼的事情还不止这些。
作为MAO上海店店长，他现在的工作量比之前多了一倍。除了要前往全国各地寻找合适的场地，李大龙还要负责策划、主办更多的演出和活动。MAO重庆店开业前两个月没有演出可以安排，李大龙便临时请来南无乐队“救场”。实在没有演出了，便主办一些活动，如“枕头大战”，看起来收效还不错。
他这么做的目的显而易见，演出资源实在太少了。
只有像MAO和浅水湾这样一线城市的热门场地，一年才能够承办200余场演出。其实在全国，每周能演出3场以上的LiveHouse仅有10家，90%的场馆平均每周演出不足1场。
2014年北京的LiveHouse演出场次最多，达到2057场，远超全国其他城市。紧跟其后的上海为718场，剩余城市均少于350场。
这些场馆都要通过承接更多的商业活动来维持。MAO的营业收入中，商业活动占到30%。重庆门店的那个大花园，正是为商业活动而准备。至于浅水湾，杨聿敏并没有透露商业活动为它所带来的收入比例，只是Q Hall在规划时，也特意有为商业活动考虑了很多细节，专门在舞台旁边开了直通车库的大门，方便商业活动时的车辆进出。
“自从音乐节出现后，LiveHouse的收入必然退居二线。”高虎说道。他的判断可没错，音乐节也正在抢夺音乐人。2014年户外音乐节的涨幅是24%。曾经在LiveHouse驻扎，已经小有名气的音乐人现在更愿意参加音乐节，因为那意味着更高的演出收入，并有更多商业演出的可能。
在李大龙的计划中，未来MAO还会主办校园乐队选拔比赛、室内音乐节，并且和更多的演出商合作，请国外乐队来更多的城市巡演，而非像往常那样只在北上广停留。
“MAO的设备在2009年之前很好，但那之后他们没有改进过。后来有了浅水湾，他们真的舍得在设备上花钱。”外资演出商Split Works开功的创始人Archie Hamilton如此比较。Split Works开功每年在中国举办三四十场国外独立乐队的演出。
相比之下，沈黎晖要自信多了。摩登天空相继签约了痛仰乐队、宋冬野、万能青年旅社、新裤子等当红艺人和乐队，这足以支撑其Modernsky Lab的正常运作。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还在招募视频制作团队，推出演出在线直播应用“正在现场”，试图覆盖音乐消费的更多环节。
在运作机制成熟之后，这些人还想要把LiveHouse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桂延文的目标便是把MAO在上海和北京形成的一套标准带到其他城市―从选址、设备到运营人才。这样以后一旦有演出，就可以调动不同城市的资源。但扩张的进程并不太顺利。
LiveHouse对面积和地理位置的要求，让很多商业地产为难。在市区找层高超过10米、没有柱子、隔音效果好的场地并不简单。比如成都，即使那里的乐队文化浓厚，但可供开店选择的场所并不多。
LiveHouse还需要完整的技术团队来支撑，包括灯光、调音、舞台监督等人才在中国并没有那么充足。杨聿敏曾分别在欧洲和上海看过电子乐队The Faithless的演出，明显感受到同样内容在不同舞台制作之下的现场效果差别。她所带的34人团队中，技术人员就占到10个，包括从日本和中国台湾高薪请来的灯光师和调音师。这显然也提高了运营成本。
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你多少也能够感觉到MAO或者摩登天空这些公司，对于LiveHouse这种模式的迟疑与担忧。
他们恨不得把所有与文化沾边的业态都囊括进LiveHouse这个空间，并且喜欢谈论“产业链”或者“生态”这些空泛的词语―他们似乎受到互联网行业的影响，以为平台比内容更容易获得资本青睐。
对于乐队而言，他们并不太关心这些。
这群以音乐为生的人，更希望随着LiveHouse的发展来摆脱“地下”的状态。北京的树村和霍营，过去是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圣地”，痛仰乐队也曾在霍营驻扎，然而现在即使是音乐圈也很少提及这两个地方。
北漂也不再是组建乐队的唯一出路。过去媒体、同行资源都集中在北京，然而现在这样的垄断作用正逐渐消失。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让音乐人被人知晓变得不那么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各地经营多年的LiveHouse也培养了一批专业团队，可以满足乐队的演出需求。
“场地只是终端和渠道，”沈黎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LiveHouse提供了让艺人进入到巡演系统里去的机会，这是行业的基石。”